胡服盛行、女着男装:唐代前期服饰风尚与女性社会地位?

佚名 103 2025-08-03

[]然而,胡服流行以及女性模仿男性服饰的风潮,是否真的标志着唐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地位的提升,以及唐代女性是否真的拥有高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更高地位,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议题。本文着重分析以安史之乱为时间分界点的唐代初期女性服饰及其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以此揭示唐代服饰潮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与“女性自我认知”,进而为唐代女性历史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考。

一、序言

胡服流行与女性穿戴男性服饰成为唐代女性服饰的显著特征,诸多学者将其视为唐代社会开放、女性意识觉醒及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象征。唐代社会的开放与包容程度,堪称我国历史之最,学术界对此观点已达成普遍认同。然而,关于胡服流行以及女性模仿男性着装等服饰潮流,是否真正代表了唐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地位的提升,以及唐代女性是否享有超越其他时代的更高社会地位,这依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孙机先生并不认同将男装与胡服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同时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挑战”的观点,他提出“男装与胡服并非唐代女性服饰的主流风格”,“唐代上层女性依然追求着华丽的衣裳和珠翠点缀的发型,而男装和胡服则与这种追求相悖”。此外,诸多探讨唐代女性服饰的文献,往往不自觉地混淆了“初唐、盛唐时期的女性”与“唐朝全时期的女性”,忽视了历史进程的阶段特征和演变过程。实际上,从社会历史和服饰历史的研究视角来看,不同时期的唐代女性在形象和活动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尽管关于唐服饰发展的阶段划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然而不论采取何种划分方式,各个时期的服饰都应展现出独特的风貌且有着清晰的演变轨迹。若脱离历史演进的视角,机械地进行分析,则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鉴于对上述观点的深刻理解,本研究计划针对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着重研究以安史之乱为时间分界点的唐代早期女性服饰及其社会行为的演变过程,旨在揭示唐代服饰潮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和“女性自我意识”,进而为唐代女性历史研究开辟新的思路。

二、唐代胡服与男装的流行和消逝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服饰风格显著体现了时代变迁。观察安史之乱之前,唐代早期女性服饰在继承北朝、隋代的服饰传统之余,亦深受西域及北方游牧民族的风尚所影响,其中融入了较多的胡族风格元素,充分展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特色。无论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还是从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出,在唐代前期,女性穿着胡族服饰和男性流行胡族服饰的现象十分普遍,然而在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风尚迅速减少。武则天领衔的女性政治势力活跃时期恰与这种服饰的盛行时期相重合,这促使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即女性身着胡服与男子服饰的流行是否与唐代女性政治势力的兴盛有着某种联系。胡服在唐代初期成为女性流行的服饰,同时在传统观念中,它也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象征。胡服,普遍被认定是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服饰的总称,其中亦涵盖波斯、印度等地的外来服饰。这种服饰的显著特征在于,上衣通常为窄袖紧身袍或短衣,腰间则佩戴皮革制成的腰带,裤腿为长裤,脚穿革靴,设计旨在方便劳作与行动。胡服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这一习俗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也有所体现。然而,最为盛行的时期无疑是唐代,那时不仅男子普遍穿着胡服,甚至女子也开始效仿(见图一)。沈从文先生的研究表明,这种服饰的流行大约发生在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从初唐时期新城长公主与房龄大长公主的墓葬壁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侍女们身着胡服的形象,据此推断,胡服的流行时间应大致介于初唐到盛唐这一历史阶段。唐墓壁画描绘的胡服侍女,其服饰特点主要表现为袖口较窄的圆领或翻领长袍,衣长至膝,搭配条纹图案的波斯裤,脚穿空软棉鞋,头顶装饰着精美的尖锥形小帽(如图二所示)。这些形象与西域地区的胡服卡弗坦样式相近,反映出受到西北民族及波斯各国服饰风格的影响。此外,唐代女性的首服设计中,亦融入了许多胡风元素。从初唐武德年间到中宗时期盛行的帷帽,源自“戎夷”的“冪䍦”演变而来。在武德、贞观年间,宫女骑马时,依照齐、隋的旧规,普遍佩戴冪䍦。这种帽子虽源于边地,却能将全身遮挡,避免路人窥视。王公贵族之家,也遵循这一习俗。永徽年间以后,宫女们开始流行帷帽,裙摆拖至颈部,逐渐变得较为暴露。“中宗时期以后……宫女们随皇帝出行,都戴胡帽骑马,全国上下纷纷效仿。”冪䍦原本是胡、羌民族的典型服饰。由于西北地区风沙肆虐,女性们普遍使用冪䍦以遮挡风沙的侵扰。当这种服饰传入内地,其时尚前卫的形象与儒家“女子外出必遮面”的封建观念相契合,冪䍦的功能也随之转变,主要转变为防止路人窥视妇女的面容,并迅速成为唐朝女性所钟爱的服饰。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女俑,头戴笠帽,骑马姿态,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同样印证了笠帽在当时社会的普遍流行(见图三)。

图一展示了唐代陶俑中女着胡服的形象:一为陕西咸阳杨谏臣墓出土的彩绘胡服女立俑,另一则为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胡服骑马女俑。

图二 房陵大长公主墓出土的着胡服托盘提壶宫女图

图三 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戴笠帽骑马女俑

胡服之所以在唐朝广受欢迎,首先是因为自南北朝时期起,胡汉两族文化便开始相互融合与演变,其次也得益于李唐皇室中存在的胡人血统。陈寅恪先生曾言:“若从女性血统的母系来追溯,唐代的建国君主以及初期君主,例如高祖的母亲独孤氏,太宗的母亲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的母亲长孙氏,他们均为胡族出身,并非汉族。因此,李唐皇室的女性血统中混有胡族血脉,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李唐皇室因天生异族血统和根深蒂固的胡人心态,对“华夷之辨”的看法较为淡漠,反倒在胡族习俗中找到了一种自然的亲近和认同。特别是,统治者对胡舞的偏爱,成为了胡服流行的直接动因。“在以皇室为中心,宫廷主导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下,贵族女性由对胡舞的喜爱逐渐转向对充满异域风情的胡服的效仿,进而使得胡服在唐代迅速风行”。在唐诗中,此类现象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例如,元稹的《法曲》一诗中便有这样的描述:“女子们模仿胡人妇女的装扮,舞女们热衷于学习胡人的音乐和舞蹈”“胡人的音乐、胡人的骑术以及胡人的服饰,五十年来竞相纷扰,热闹非凡”。当然,胡服在唐代广受欢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其不受唐朝礼法的束缚,服饰设计上没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无需繁琐地区分尊卑身份。因此,穿着胡服既不会受到越级僭用的刑法处罚,也不会遭受背离纲常名教的指责。尽管长安城并未遭遇异族入侵,以武力逼迫民众改穿胡服,但新的服装观念却敏锐且迅速地融入了市民的思想之中,使得人们普遍偏爱穿着胡服。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胡服不仅设计独到且富有创新,同时它贴合身体,能够凸显女性身体各部位的线条美,因此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一个时代的流行趋势往往受到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等多个领域的深刻影响。以唐代为例,胡服的逐渐式微便与“安史之乱”这一重大政治动荡有着直接的联系。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人们在深入思考战乱背后的成因时,依据天人感应的理论,将胡服的盛行视为战乱的预兆,甚至认为它是导致战乱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新唐书·车服志》所记载:“开元年间,最初出现了线鞋,侍女们开始穿着鞋子,奴仆们穿着襕衫,而士人女子们则流行穿着胡服。紧接着,安禄山发动叛乱,当时的人们便认为这是服妖之应的征兆。”鉴于对战争起因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安禄山、史思明等异族人的反感,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华人与夷狄的界限愈发被凸显,社会上下掀起了一股抵制、排斥胡人服饰的潮流,胡服的流行趋势逐渐减弱,穿着胡服的频率显著减少,而中华传统的宽松服饰和宽大衣带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曾向回纥借兵以平定叛乱,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回纥人留驻于唐朝境内,这导致女子服饰中一度流行起回纥风格的衣装。进入宋代,随着契丹势力日益增强,对宋朝构成严重威胁,为了遏制“胡风”的扩散,宋朝政府多次发布禁令,严禁民间模仿胡人服饰。至此,汉族统治时期的胡服风气宣告终结。

胡服的流行带动了“女着男装”这一风尚,成为唐代女性服饰的一大特色。然而,无论是唐朝之前还是之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女着男装”视为一种非同寻常的举止。尽管在唐代女性穿着男装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宋代编纂的《新唐书》中,却依然以“服妖”这一极端贬义词汇来指责这一风尚。这种观点在晋代刘昫所著的《旧唐书》中并未出现,这恰恰说明了“女性着男装”在唐代所具有的独特性。在《新唐书·五行一》中记载女性服饰,唐高宗曾在宫中设宴,太平公主身着紫衫、佩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着七件装饰华丽的衣物,在皇帝面前歌舞。从“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一记载可以得知,即便是在唐代,即便是最高统治者,对于女性身着男装的态度也并不完全认同。或者说,在唐代,地位较高的女性不宜穿着男装,而只有地位较低的杂役宫女才会身着胡服,以男装示人。正如唐代诗人薛逢在《宫词》中所描绘:“遥望正殿帘幕轻启,只见宫女身着袍袴,正在清扫御床。”意思在于那些不受宠的妃嫔们羡慕那些身着男装袍袴的宫女,她们能为皇帝整理床榻。“袍袴”在唐代代表男子的服饰,专指那些穿着男装的女子,这一点在孙机先生的《唐代女子着男装与胡服》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

“女着男装”在唐朝得以流行,主要基于两大因素。首先,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骑马出行亦变得普遍,而传统的女性服饰在骑乘时既不适宜也不方便,因此女性为了满足骑行的需求,转而选择了穿着更为简便的男装。其次,这种风尚也受到了外来服饰文化的影响。唐朝初期,许多制度和习俗沿袭自隋朝,隋朝本身又源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时,长安城作为帝国的商业重镇,吸引了众多商贾汇聚,他们的服饰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唐朝民众的时尚潮流。房陵公主墓内,诸多描绘“女着男式胡服”的壁画映入眼帘,诸如甬道西侧壁上的两幅侍女画像、前室东侧壁南侧的侍女画像以及前室西侧壁的侍女画像,这些侍女均身着粟特风格的男装,这无疑是受到该文化影响的一个显著例证。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女性穿戴男性服饰的风气在唐代初期就已盛行,特别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达到顶峰。然而,安史之乱爆发后,这种风尚逐渐式微,到了唐朝后期,这一现象基本不复存在(见表一)。

表一 考古发现所见女着男装图像

必须强调的是,文献资料中频繁记录了胡服在唐代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普及现象,然而,通过考古挖掘得到的实物证据与这些文献描述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陶俑中,穿着胡服或男装的女子往往是宫廷中的侍女或者是家中的仆人,而身份较高的女性则较为罕见。而在唐墓壁画中,那些身着袍绔、翻领胡服的女性,通常位于穿着裙衫者的身后、队伍的中段或尾部,她们的身份地位显然较为低下。未曾目睹身着袍袴或胡服的女性担任领导角色(如图四所示)。在唐代墓葬壁画中,穿着胡服的女性角色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侍女(宫女),另一类是乐舞伎。那些身着胡服或男装袍袴的女性,若出现在太子、公主等皇族成员的墓葬中,她们的身份应当是宫女;而若出现在一般大臣的墓葬中,她们则应该是侍女。通常,侍女或宫女会手持各种物品,以此来象征为墓主提供特定的服务。至于那些手中无物的胡服宫女和侍女,或许意味着她们正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被召唤。唐代的墓葬壁画中,描绘身着胡服的女乐舞伎形象并不多见,其中不少舞者属于胡人女子,而且她们的舞蹈服饰也沿袭了胡服的特点。总体来看,考古发掘的实物中,穿着胡服或男装的女子大多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这一现象表明,胡服因其便于劳作和行动的特点,主要在社会底层流行,并非唐代女性服饰的主流,似乎也与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并无直接关联。

图四 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

三、胡服成为男子服饰的主流,骑马成为外出活动的常见方式——这种服饰潮流的变迁与社会活动方式转变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显著。

服饰的风格常常被视为社会风尚和习俗的外在体现。因此,人们常常将服饰的特定特征与特定人群的社会行为和社会阶层联系起来。许多学者认为,唐代早期特有的坦胸露乳的服装、胡人服饰以及男装,可以作为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有力证据,这种观点似乎也不无道理。

从长远视角分析,唐代服饰风格在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出现了显著分野,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若聚焦于唐初这一较短的时间段,那么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以武周时期为分水岭,服饰风格经历了明显且连续的变化。袒胸、胡服、男装等被视为唐代女性社会地位提升象征的服饰元素,在高祖、太宗时期便已崭露头角,至武周时期达到巅峰,而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些元素开始出现变异并略显式微,安史之乱之后,它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基于以上理解,人们普遍认为,唐代女子身着简约实用的服饰、裸露胸乳、穿着胡服男装,这些现象反映出她们社会地位之尊。这仿佛有意无意地暗示了一种看法:唐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是在武周时代的崛起中得以提升,又在武周时代的衰落中逐渐降低。至于这些社会风尚出现的缘由,人们普遍认为,这应归功于唐代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及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性的政治成就。然而,尽管这些服饰元素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们的流行与消退的时间点却并不完全相同。简约而实用的服饰风格常与社会活动如骑马等紧密相连,然而在女性骑马风行的武周和玄宗时期,服饰风格却从简约演变为奢华。武周时期袒露装颇受欢迎,但关于其影响的史料记载却颇为匮乏。与此同时,胡服和男装的流行与消失,更多是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些服饰元素,是否能够共同成为唐代女性地位较高的有力证据呢?仅将服饰元素的流行与对唐代女性地位的模糊认识直接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显然缺乏严谨性。实际上,通过观察胡服与男装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服饰的演变常常与社会的发展不完全同步。

唐代文献中记载了众多女性外出活动的情形,而这些活动多与节日紧密相连。其中,“上巳祓禊”是唐代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从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描绘中,我们可以得知,每逢“上巳节”,众多长安城内的女性便会涌向水边,进行祈福仪式。类似这样的节日,也常常可见女性外出活动的身影。中宗时期过后,宫女们随驾出行时,普遍戴着胡帽骑乘骏马,这一风尚在海内广为流传。这表明,当时宫廷女性骑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而且,在唐朝,贵族妇女们也常常骑马外出。《明皇杂录》卷下中记载,虢国夫人每次进入皇宫,总是骑着骢马,并让小黄门为她驾驭。如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这幅画作,正是描绘了虢国夫人骑马出游的情景。这幅作品展现了宫中女性身着男装胡服外出的情景,其中最前方的身着男装的女子,被众多人视为虢国夫人。相关文献中对于女性骑马并身着男装胡服外出的记载也不少。此外,自唐高宗时期起,女子骑马外出时常用的遮面工具冪䍦,其来源亦为胡人。这些实例共同揭示了外出活动与这种服饰潮流之间的紧密联系。显而易见,胡服男装既成为了女性外出时的便捷着装,亦反映了异域文化对其的深远影响。然而,在安史之乱之后,胡服与男装渐渐淡出视线,那么,女子的外出活动以及骑马习惯是否因此受到了影响呢?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北壁下层的《宋国夫人出行图》生动展现了唐朝晚期河内郡一位尊贵的宋国夫人骑马出游的壮观景象,这表明即便在晚唐时期,女性骑马出行依然是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正如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所描述:“殿前宫女身姿曼妙女性服饰,初学骑马既胆怯又娇羞。跃上马背,想要前行,却几次失手,抱住马鞍。”又云:“回鹘服饰华丽,回鹘马儿矫健,其中最适宜的,莫过于那纤细的腰身。”诗句如“盘凤鞍鞯闪色妆,黄金压胯紫游缰”等,亦揭示了晚唐乃至五代时期,女性骑马的风尚依然盛行。既然骑马的风气并未消亡,那么女性在节庆期间外出的习惯也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在长庆元年二月,太和公主曾“暂时停留接受百官的拜见,士女们纷纷倾城而出观看”;而僖宗皇帝登基后,下令将佛骨归还法门寺,……然而,京城中的老少士女们,却纷纷争相前往送行。到了中晚唐时期,官方举办的礼佛等重大社会节日庆典,公共场所中女性的身影依然随处可见。由此可以推知,尽管胡服和男装的流行与女性参与公共社交活动骑马的现象紧密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高升。因为与之直接相关的社会活动——骑马——其存在与否并未因此发生改变,男装或是胡服,本质上不过是唐初和盛唐时期,在丝绸之路尚未断绝、胡风盛行的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风气开放对女性产生的某些影响;然而,随着安史之乱落幕,中原地区对胡风的排斥情绪日益增强,这种影响也随之逐渐消失;但那些早已形成的社会活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形态。

四、结语

胡服盛行和女着男装是唐代前期妇女服饰的一个独特景象。胡风元素在初唐女性服饰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丝绸之路带来的胡人服饰的流行,直至安史之乱后胡风元素的逐渐式微,这一系列变化与过程,展现了自魏晋南北朝时期起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唐代民众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李唐皇室所持有的胡人心态,以及唐代女性审美情趣的演变,同时也反映了政治事件和民族关系对时尚潮流的深刻影响。从其仅限于安史之乱之前流行,以及主要在身份较低的阶层中盛行的特点来看,这显然与唐代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无关,也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无关,因此不能将其视为女性意识觉醒的象征。然而,鉴于唐代历史的独特性,尤其是女性政治家在那短暂时期内的活跃表现,人们依旧能够对这一罕见景象所映射出的唐代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氛围心生由衷的敬佩与赞叹。这正如爱德华·吉本在追忆罗马帝国时,对其建立在文化开放与交流基础上的文明成就给予肯定一般。

本篇论文最初发表于《文博》杂志2019年第4期,题目为《胡服流行与女性模仿男性装扮——探讨唐代初期服饰潮流与女性社会角色之间的联系》。文中附有注释,但本文并未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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