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排名前十名

灯下漫卷

2.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是哪个市排第一

文献卡片# 编者按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新近出版的电信史集大成之作《网络纵横：一部从邮局到互联网的美国电信冲突史》，揭示了国家、资本与劳工运动等社会抗争网络在塑造美国电信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席勒的历史叙述辩证地表明，在不同时期的冲突交锋和左右力量博弈的过程中，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的政经精英持续变幻着自身领导权的历史面貌与联盟策略。

3.国内占地面积最大城市

这虽然掩盖了私有制下资本无限积累的特殊利益与必然矛盾，但新的冲突仍不断从传播技术的演进中诞生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信息联网无远弗届而社会政治裂痕层出不穷的当下，构建包容与团结的社会抗争网络，则显得更为任重道远。

4.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排行榜

# 观点精粹1相比于直接给出非历史的未来学断言，席勒更感兴趣于评估信息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后果，并追踪信息网络在资本主义中的历史形成2公共事业话语不仅正当化了电信业资本垄断，也“组织”人民群众3经历周期性危机的资本，如笼中困兽般不断向公共事业的约束性框架和垄断性的单一网络发起进攻。

5.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几个城市

4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秉持一种审慎的乐观，去关注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跨地方的实践创举，以及摆脱数字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地方能动性# 关键词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美国电信史；劳工；领导权#

6.我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

引用格式①赵月枝，冯韦隽.没有保证的“公共性”：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转型——对于丹·席勒《网络纵横》的葛兰西式解读及当下延伸[J].传媒观察，2025(10):83-96.②赵月枝，冯韦隽.(2025).没有保证的“公共性”：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转型——对于丹·席勒《网络纵横》的葛兰西式解读及当下延伸.

7.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区

传媒观察(10),83-96.

8.全国最大占地面积的城市

扫描二维码获取原文论文节选硅谷科技精英、美国两党以及工人群体的利益分合，可谓当下美国政治极具张力的一大特征在这个关系矩阵中，虽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税收支、移民管理与身份政治等政策上立场有别，特朗普与马斯克的合作最终也不欢而散，但这些政治经济精英都致力于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加速科技资本积累。

9.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排行榜

相比之下，内部分化的美国工人似乎陷入了一个既“不能代表自己”也无人能真正代表的尴尬地位从硅谷的白领到制造业的蓝领，抵抗人工智能、自动化与产业巨头的社会运动在美国此起彼伏，新兴数字技术与网络基础设施已成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关键场所。

10.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排名前十

事实上，国家、资本与社会间的冲突与左右博弈从一开始就内在于从信息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202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丹·席勒40年电信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网络纵横：一部从邮局到互联网的美国电信冲突史》（Crossed Wires：the Conflicted History of US Telecommunications，from the Post Office to the Internet）。

如书所言：网络系统和服务是美国精英回应工人阶级与社会正义运动、国际金融体系混乱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重要手段换句话说，美国电信史是一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精英利用信息传播技术推进资本积累、管控危机，同时危机又不断从信息/数字资本主义中释放出来的历史。

凭借广阔绵延的历史视野与入木三分的解释力，这部800多页的皇皇巨著标志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史的一座高峰，但也暴露出丹·席勒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存在着温迪·布朗所谓缅怀新政自由主义的“左派忧郁症”。

在席勒笔下，与美国电信网络的空间拓展相伴随的，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和抗争网络相互竞合的社会政治过程在多方社会势力的争夺下，不同的组网方案经历了共识的塑造、瓦解与重构在此意义上，美国电信网络演变的冲突史，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政治理论有了认识论上的链接可能。

根据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于意大利政党斗争的分析，谋求“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的社会集团，会“逐步而持续地吸收结盟集团所产生的积极分子——甚至是吸收那些来自敌对集团和貌似势不两立的积极分子”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领导权的建立都表现为合纵连横地吸纳对抗性力量，从而制造同意的政治实践。

同样地，在不同时期的冲突交锋和左右力量博弈中，美国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的政经精英也持续变幻着领导权的历史面貌与联盟策略，以此掩盖与缓和私有制下资本无限积累的特殊利益与必然矛盾出于这样的原因，本文试图从葛兰西“领导权”的视角出发，

勾勒出解读《网络纵横》的一种可能方式，继而展现物理层面的电信线路与有组织的社会抗争何以成为筑造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的两种“网络”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还将对席勒的洞见及其“左派忧郁症”的倾向作一番批判性讨论，结合其他文献来探讨当今美国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与转型。

鉴于《网络纵横》在丹·席勒学术生命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先花费一些篇幅，透过学术脉络的比较来定位席勒的问题意识这不仅有助于探明作者的学术想象力源头，还可以促使读者在面对知识的社会建构与多元的历史叙述时，形成反思性的学术政治意识。

一、资本主义中的信息、制度与劳动：定位丹·席勒的问题意识（一）是非历史的“信息社会”、“商业史”还是“冲突史”？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弹性分工、信息网络与知识劳工崛起等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到底是标志了与资本主义相决裂的新社会形态，抑或历史性地延续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这引发了知识界的持续争辩。

信息社会的主流理论家大多庆贺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摆脱工业资本主义的陈旧负担，迈向新千禧的大同愿景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这些风行一时的信息社会理论无不确认了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力量，并且都相信流动弹性的信息网络必将取代垂直僵化的传统科层，从事符号处理的知识劳工正跻身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然而，未来学的论述回避了诸多历史性的重要发问：既然新兴的信息技术引导了一个崭新社会形态的降临，那么信息社会所倚赖的网络基础设施又从何而来？在信息网络催化后福特主义的劳动过程之前，劳工是否也影响了信息网络本身？。

后工业社会为代表的信息社会理论触及了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巨变，但没能讲清楚信息何以变得重要的来龙去脉，这种不言自明的“信息中心论”引发了丹·席勒的不满相比于直接给出非历史的未来学断言，席勒更感兴趣于评估信息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后果，并追踪信息网络在资本主义中的历史形成。

这便是席勒在《网络纵横》中所做的工作，他有意“将网络置于一个广泛的历史范围内”，通过海量史料呈现19世纪以来邮政职员、电报员、电话接线员等网络劳动力是怎样基于并超越了自身的雇佣条件，去“思考这些网络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进而让他们寻求包容性服务、改变网络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努力重新得到承认。

这样一来，所谓“网络社会”便不完全是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影响下劳工组织解体与弹性分工的结果席勒追根溯源的研究提醒我们，正是电信业的劳工自身，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有组织的劳动与斗争中，参与建立了后来压迫并分解他们的信息网络。

比较来看，席勒检讨信息社会理论的方式和钱德勒、叶茨等商业史学者大异其趣，尽管后者同样将信息社会的源头上溯至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钱德勒发现，19世纪的铁路和电报为批量生产与批量分销提供了条件，在交通网络建设与调度中开创的行业联营、职业经理人、融资模式与信息系统，使铁路企业成为现代管理制度的先驱、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典范。

叶茨认为，铁路的管理经验很快扩散到制造业领域，企业内部也因此建立起正式的通信系统，诸如电报、电话、打字机、卡片索引与文件归档等信息处理技术因应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大型企业的系统管理需求钱德勒等人主编的《信息改变了美国》还进一步指出，AT&T、IBM等公司生产的信息系统不但促进了工业时代的信息处理与信息流动，而且使技术和运营知识集中在它们手中，这些负责设定标准和建造系统的大公司继续引领了信息时代的硬件制造。

商业史研究照亮了驱动信息技术发展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但科学管理、信息处理和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整体联系仍处在视线的暗角一方面，在大型企业扩张、并购与趋于合理化的叙事中，电信劳工及其社会抗争几乎全然隐匿于产业巨头成王败寇的剧目之中。

另一方面，信息处理和信息流动在帮助工业资本主义控制危机之余，自身也需要得到控制，这又促使更多的信息技术被应用在更高的控制层次如此恶性循环，又是何故？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危机根源，显然尚未被醉心于企业组织合理化的商业史学者所充分挖掘。

不同于将科学管理与信息处理自然化的商业史学者，更有别于歌颂知识技术精英的信息社会理论家，丹·席勒将论锋直指信息/数字资本主义危机四伏的生产方式他不但继承了其父赫伯特·席勒在资本主义危机语境中理解国家、资本与信息商品化的学术传统，而且把雇佣劳动与社会运动带入电信史的论域，开辟了一种既包含国家与资本，又凸显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交叉视角的写作思路。

由此，席勒也完成了个人问题意识的自我超越和有机闭环如果说席勒1982年介入电信研究的早期作品《远程信息处理与政府》主要依托于国家-资本的分析框架，那么到了2023年出版的《网络纵横》这里，他自觉地纳入了更多劳工斗争的社会要素，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电信史与倡导“回归劳动”的传播理论史充分整合进他对于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的晚年思考中。

（二）是“消费者”、“上层精英”还是“被压迫者”的电信史？得益于独到而深刻的劳工视角，《网络纵横》与此前的美国电信史作品相比亦有所不同麦克杜格尔的《人民的网络：镀金时代电话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值得与《网络纵横》比较阅读的电信史著作。

这本书细致回顾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独立电话运动这些带有地方自治与民粹主义色彩的独立电话系统反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高度集中、标准化和普遍化的网络整合，为贝尔系统难以覆盖的城镇和农村地区提供了廉价的服务，将决定电话服务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但令人不解的是，麦克杜格尔叙述的“人民电话”运动只为作为电话消费者的农场主、商人和家庭个体用户留出了位置，生产电话设备与维系电话网运营的劳工却变成了“人民”消费者的陪衬在麦克杜格尔记述的北美电话史里，劳工运动仅如配角般间或登场，甚至沦为资本内斗中空洞的符号。

1887年，贝尔电话公司的高管把那些抨击高费率、弃用贝尔电话服务的富商用户比作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资本的内部冲突诡异地窃用了阶级斗争的隐喻声称进行“电话罢工”的上流电话用户原本对美国频仍的劳工运动不乏指摘，如今为了谴责贝尔公司的垄断罪恶，竟宣称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

在这里，电信史的“人民”内涵被再一次偷换为消费者，而非生产性的劳动者另一本需要与《网络纵横》比较的电信史作品是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作为制度遗业的电信》该书考察了美国电信业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制度演化，通过“揭示国家的结构性在场”来论称“电报和电话不仅是技术律令和经济诱因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机构和公民理想的结果”。

带着新制度主义的学术关怀，约翰设定了他分析美国早期电信史的历史观他认为，美国的电报和电话次序有别地经历了三阶段的制度演化，分别是商业化的网络建造、从特定客户到大众化的服务扩增，以及自然化——“通过不断重申现存的制度安排植根于技术与经济，而非政治和文化这一信条，网络得以去政治化”。

约翰在导师钱德勒的研究上有所超越，发现了国家作为制度条件在塑造大型通信企业行动上的影响约翰最后得出结论，贝尔电话系统在立法者和管理者的监督下将自身与平等接入的公民理想联系在一起，拥有了一种由政府机构和公民理想共同生成的独特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是贝尔对反垄断和进步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所做出的组织反应。

丹·席勒同意约翰和麦克杜格尔所揭示的历史偶然性与复杂的互动机制，但两者的历史叙述未能成功说服席勒席勒将约翰和麦克杜格尔标签为“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他们所描写的“政治经济变化仿佛只是‘从上面’展开，剥离了它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

他们似乎相信，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绝大多数来自企业高管的套房和政府行政人员的办公室……一种压倒一切的‘公民理想’或‘公民使命’体现了这种共同的理解”；相比于约翰的《网络国家》，席勒认为麦克杜格尔的《人民的网络》确实更为开放，但“它仍然是狭隘和不平衡的……工人——尤其是电信业工人——被撇在了一边”，“那些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共同反对‘垄断’的人发现，到了20世纪10年代……作为改革的磁石，‘人民’失去了连贯性，开始被掏空”。

2025年《社会史杂志》的书评栏目，刊发了约翰对席勒《网络纵横》的反击约翰认为，席勒的历史解释受制于“20世纪初进步主义摩尼教式的‘人民与特殊利益’二元论”，以及“六十年代‘新’社会史对于‘大众与阶级’早已过时的敏感”。

与历史系的学术风格相比，席勒所代表的传播史“安娜伯格学派”倾向于“一种公开的当下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媒体批评模式，它不知悔改地翻查历史记录，以便在当今的政策辩论中得分……它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历史学家的任务，即将制度形式和文化规范与它们所产生的世界联系起来”。

约翰并不否认电信劳工的生活经验需要被看见，但他责备席勒“有选择地挖掘劳工行动人士的言论”，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约翰举例说，在一战后共同反对电报电话“邮政化”的议题上，尽管大企业游说者的经济愿望与工会行动分子的利益没有明显的重叠，但贝尔公司的公关人员却用新闻报道声援了劳工运动。

尽管约翰和席勒均为美国电信史研究久负盛名的专家，而《网络纵横》也多处引用《网络国家》作为二手资料来源，但两人学术的政治立场差别可谓不言而喻诚如《网络国家》的主译者金庚星所评价的那样，约翰的“政治经济聚焦是经验主义而非批判导向的，他主张就通信网络的现实运转写书，而非就书写书，在这一点上他将自己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关键思想家的做法区别开来”。

但约翰观点的问题在于，历史研究者能否以看似客观的姿态判定“通信网络的现实运转”的唯一图景，关闭另类历史叙述的空间，尤其是否认那些质疑了制度运转本身的非预期冲突？尽管丹·席勒也十分重视国家的在场与制度的动态博弈，但在席勒那里，美国电信业的制度演化远未到达去政治化的地步，冲突缠身的公共事业（public utility）也没有完美地确立“面向全国人民的大众服务”。

此外，本文之所以对《网络纵横》进行葛兰西式的解读，也正要说明席勒所展示的冲突逻辑并非约翰所误解的简化二元论，而是各社会集团的力量组合变动不居、利益诉求犬牙差互的领导权斗争这种灵动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让美国资本主义信息网络的制度安排显露出极度不稳定的特质。

恰恰是“冲突史”（conflicted history）的书写，使《网络纵横》远离了某些具有功能主义倾向的电信史或劳动研究透过自在或自为的社会抗争，电信业劳工不再安守在信息产业的分工链条上从事着不可见的“幽灵工作”，或缺乏政治意识地困在系统里策略性地适应给定秩序的压迫。

《网络纵横》里的电信劳工被建构为影响历史走向的政治主体，与电信公司、用户、国家等其他主体一同构成历史合力，牵引着信息/数字资本主义技术系统及领导权的变迁用席勒的话来说，《网络纵横》的写作目标是“复原一个分裂且支配性的社会在网络发展中所遗留的轮廓，强调工人、消费者和政治激进分子的反复斗争在其中也发挥了塑造作用。

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以及来自下层与侧方的反作用力，一次又一次地在电信业刻下烙印，这构成了全书的叙事弧线”那么，资本主义的信息网络究竟是如何在与社会抗争网络的交织中，从邮电基础设施衍生出计算机互联的信息社会？在席勒看来，信息网络的铺展还得从19世纪初美利坚帝国式共和（Imperial Republic）的内部扩张说起。

但这一次故事的主角不是彪炳史册的巨型企业或商业精英，而是那些在电信网络建设中长期遭到压迫的“无名者”二、溯源美国电信业：信息资本主义的领导权与电信公共事业的建立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发生的西进运动开始，美国的垦殖者不断扩大对印第安人居住地及其大宗产品的掠夺。

在此过程中，通过加速政治、军事和商业信息的流通，美国的邮政和电报业构成了美国国家建构与资本积累的两翼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政府补贴、高费率及交叉补贴机制共同支撑了邮政网络的大规模扩张至19世纪60年代，邮政支出已占联邦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有力促进了政府文书与报纸等公共信息的流通。

然而，北方商人对邮政的垄断与当时不菲的邮费颇有非议，这催生了许多绕过国家邮政的私人邮递服务19世纪40年代，邮政官员一边面临着商业资本的反垄断压力，另一边又不愿意让邮递服务任由私人运营，于是决定降低资费，并实行不计距离的通用费率，运营亏损由财政部补贴。

这才重新巩固了国家邮政的垄断地位被视为帝国式共和基石的邮政普遍服务不仅是国家与资本相互缠斗的产物，还深度卷入了国内压迫与反压迫的冲突一方面，为了保障邮路在印第安原住民领地顺利通行，美国垦殖者派驻的军队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在以“反垄断”为名争取信息流通自由后，工商业资本又将“反蓄奴”作为扩大市场与信息网络的领导权基础。

19世纪中期，南方的蓄奴势力批评邮政寄送的出版物带来了北方的反蓄奴思潮，而北方的废奴主义者则谴责南方邮局的审查和阻拦侵犯了公民自由可见，帝国式共和的信息网络在解放一部分被压迫者的同时，也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并以牺牲其生存利益为代价推进网络扩张。

与邮政类似，在“天定命运”的指引下，电报在美国攻掠印第安人居住地的过程中充当了开路先锋印第安的土著战士们通过切断电线、焚烧电线杆等方式对垦殖者部署的电报网络展开抵制，中断了垦殖者与西部的电子通信但一心想要完全占领美国大陆的垦殖者以战争报复与和平谈判来回应印第安人的运动，消除了美国电报网络扩张的障碍。

后来，电报网络还在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中，随联邦军队的前进而逐渐覆盖南方南北战争的胜利促进了美国金融与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私营的西联电报公司也因联邦的军政补贴及股票市场的投资而不断壮大总之，透过强制和同意的灵活结合，19世纪美国的邮政和电报业在工商业的市场扩张与帝国的内部殖民中实现了原始积累，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发轫完成了早期的网络建设。

但作为投机金融产物的西联电报终究与国家邮政不同西联电报为追求短期利润而牺牲公共福利，高昂的费率让工人和农民等普通用户望而却步，而电报业的劳工也在忍受着不断恶化的劳动条件与此同时，在电报辅助下南北战争的胜利，将南方原来的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变为无产化的工薪劳动者，不论城乡、性别和种族身份，工人们以各种方式自我组织起来，抨击资本的集中和不平等。

民怨四起之时，“反垄断”的口号被召唤出来声讨唯利是图的电报业，动员了对电报业忍无可忍的商业用户和劳工进步主义的反垄断改革者试图以费率更低、服务更普遍的国家邮政作为榜样来寻求电报的邮政化，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工人掌控电报的社会主义主张，但电报邮政化运动却因阶级联盟不稳定而无法深入。

无独有偶，电话行业也在压制反抗中逐步走向垄断借助贝尔实验室的电话专利，AT&T在20世纪初逐步主导了系统建设与通信费率在AT&T全面掌控之前，还存在不少地方市政特许经营的独立电话企业和自发的农村合作电话系统，AT&T与这些地方电话系统在服务提供和劳工待遇方面展开了竞争。

最终，AT&T利用大型企业用户的青睐，击败了本地独立电话系统，并承诺接受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费率监督，渐渐扩展为全国单一系统面对漫长的反垄断运动，AT&T以接受监管换取垄断地位，为公共事业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根据席勒的研究，公共事业的制度实践可追溯到1869年马萨诸塞州针对铁路建立的监管委员会随后三十余年里，各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取得了管辖州内铁路、电力、电报和电话的权限与责任，美国最高法院也于1876年宣布：私有财产被用于公共用途时将受到公共管制。

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后，政府进一步增强了对电信业的紧密协调通过民主问责，罗斯福的新政改革推动了以各州监管为基础的不完整体系向跨辖区政策机制的转变，促使大型公司调整利润战略、结构特征和服务模式，以实现公共事业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电信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必然朝向公共事业的目的论轨迹，电信业的政策选择其实是多个制度方案竞争的结果基于受管制垄断的公共事业不仅攻占了各地独立的电话系统，还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又一次战胜了电信国有化的方案。

1918―1919年期间，受一战的影响，联邦政府就曾短暂接管全国的有线通信网络，电信劳工也指望政府所有制可以改进劳动状况但邮政工会的集体谈判遭到国家电报电话管理局的打压，电信费率也比此前上涨电信业的激烈罢工导致服务停摆，也引发了美国精英的担忧，促使威尔逊政府又将有线系统非国有化，大型电信企业和商业用户重新赢得正当性。

不论是引入竞争的反垄断、国有的邮政化还是受管制的公司垄断，用户游说、劳工运动与备战需求等因素都推动了美国电信业通信费率、服务覆盖范围和技术专利开放等各方面的政策调整美国电信业的公共事业实践确认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不可缺席的国家角色。

早在1845至1846年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国家会“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或普遍利益的姿态，来干涉和约束资本主义分工造成的特殊利益布洛维更具体地表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同意制造：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定计划、国有化、提供道路和邮电业等基础设施、反托拉斯立法等方式调节资产主义，使组织化的斗争不至于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家也在企业内部通过把劳资互动规则加以制度化，“防止斗争超出企业层面而联合起来指向总体国家”。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参与电报业竞争的斡旋是说明这一点的具体例子上世纪30年代，已在电话行业独占鳌头的AT&T又得陇望蜀，试图与西联电报及邮政电报两大公司争夺商业用户，加剧了大萧条以来电报业的恶性竞争与歧视性服务。

为应对行业乱局，FCC计划推动西联电报与邮政电报合并，以稳定市场然而，这一合并计划遭到工会组织的反对工会认为，合并虽可能抑制“毁灭性竞争”，但也会导致劳工的工作节奏加快、裁员和更高水平的机械化在作为激进工会的美国通信协会（ACA）的敦促下，FCC对电信业的劳动条件展开调查，还任命达拉斯·斯迈思为首席经济学家，与国家复兴管理局一起为劳工权益谈判提供平台。

但在努力延缓合并的工人群体内部，激进的美国通信协会与保守的商业电报员联盟（CTU）又为了工会组织权而同室操戈，后者指控前者为共产主义战线，说服一些电报员与之保持距离两大工会若即若离的联合抵制未能阻止西联电报在1943年正式收购邮政电报。

在公司合并后的工会选举中，倾向于与雇主和解的商业电报员联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在不动摇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新政时期的联邦政府取得了相对于个别社会集团的一定自主性，但企业游说和政治内斗等因素限制了FCC和《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对A&T进行有效管控。

不仅如此，19世纪向全国推进邮电网络和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经精英很快就自食其果，被迫面对劳工间的种族和性别冲突日益撕裂电信公共事业的局面席勒记录道，虽然公共事业规定了非歧视的就业政策，少数族裔与女性的劳工权益在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得到一定保障，但战后美国的电信业在种族与性别方面的劳工比例与待遇仍高度不平衡。

AT&T的歧视性雇佣政策与保守工会的排斥性行为形成共谋，女性话务员在工会领导层和集体谈判中代表性不足，一些白人男性主导的工会甚至在章程中忽略反歧视条款，将黑人与拉丁裔等群体排除在外对此，女性和少数族裔的电信劳工通过重申公共事业的精神来寻求改变，直到1965年至1971年联邦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向贝尔系统发起一系列反歧视诉讼后，这些问题才有所改善。

可以说，电信业的社会抗争从侧面反映出新政自由主义与电信公共事业之“公共性”的可疑罗斯福新政的改革进程中，联邦政府的行政协调能力不足，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缺乏稳固同盟，民主党内也派系离心且缺乏有力纲领，反对新政的势力得以通过国会多次阻挠改革。

在此基础上，不甘降伏的电信业垄断资本、积怨已久的企业与住宅用户，与饱受剥削却同床异梦的劳工团体一起，为公共事业进一步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就此而言，电信公共事业的领导权架构正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斗争空间作为“历史上既定结构所必需的有机意识形态”，。

公共事业话语不仅正当化了电信业资本垄断，也“‘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上世纪70年代公共事业合意的解体，标定了信息资本主义领导权濒临倾颓的关键节点。

在越南战争的影响下，美国再次陷入冲突性危机焦躁不安的电信业工人怀疑官僚化的工会能否真正解决劳工问题，原先被新政所边缘化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劳工更是借机声索自身权益此时的电信用户也推波助澜，宣泄着对公共事业的忿恨。

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左翼批评AT&T在住宅电话服务提供上缺乏种族与阶级包容性，而企业用户和右翼经济学家则指责其垄断导致通信服务低效、质劣且费率高昂，左右汇合的抗议极大消解了公共事业监管的合法性吊诡的是，日益建制化的电信工会放弃了其在电信政策制定中的独立地位，比如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WA）甚至选择与AT&T结盟，幻想通过维持AT&T的垄断地位来保住工作岗位。

尽管存在种种罢工与游说努力，电信业的自由化浪潮最终难以抵御，大量电信工人因企业重组与计算机化而失业在左右力量盘根错节的历史时刻，尼克松和里根政府相继利用了双方的抗争，分别以重校（recalibration）政策与更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象征新政自由主义成就的电信公共事业施加了致命一击。

然而，猝然夭折的公共事业在此是否只是遭遇了纯粹偶然性的失败，抑或其本身不过是一场从冲突性危机中旁逸斜出的短暂实验，在资本主义必然性的摧折下注定昙花一现？三、不稳定的信息传播公共性：公共事业的终结与全球互联网的兴起

对葛兰西而言，领导权的构建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如何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统一，而不至于产生较高阶层与较低阶层的意识形态分裂？类似的，美国信息传播业的政经精英也在竭力避免公共事业的领导权架构在国家、资本与劳工的相互制衡中崩塌。

然而，新政与反共的双重国家目标、资本积累需求以及劳工利益，在公共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构成的三角关系并不稳定究其本质，美国的电信公共事业建立在单一网络垄断的交叉补贴机制之上美国邮政通过分级邮递费率补贴大众传媒与政务信息传递，而AT&T则依靠面向大型企业用户的州际长话业务收入来补贴地方电话服务，以此维持普遍服务。

然而，这一模式内含多重矛盾首先，普遍服务压力要求电信业持续追加劳动力来进行网络拓展与运维，公共事业的基本劳工保障又制约了电信业通过自动化降低人力成本的尝试其次，交叉补贴将大型企业用户的剩余价值转移至公共事业的普遍服务建设，导致企业用户对节节攀升的电信费率怨声载道。

随着战时通货膨胀更加推高电信业的服务价格，电信业的劳资矛盾以及电信业与企业用户的冲突便一触即发即使是一度被奉为公共信息服务典范的国家邮政，在冷战高潮期间也面临着邮政支出堪比国防支出、运作低效浪费的争议，邮政部门商业化的冲动与邮政工人之间出现了激烈抗衡。

电信业的狭隘公共性无法解决电信劳工的异化劳动问题，劳资冲突反过来又导致电信服务供给的不稳定性，强化了拆解公共事业的游说力量同样不容忽略的是，冷战时期的美国既要应对与苏联军备竞赛的海外战争，又要启动抑制劳工运动、防止国际共产主义渗透的国内战争，这种政治氛围阻挠了电信业工人在公共事业下获得内部团结和实质解放。

1947年由AT&T工人组成的美国通信工人协会是美国电话行业最大的工人组织，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与美国共产党领导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都希望争取美国通信工人协会加盟，以扩大自身在电话行业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通信工人协会对产业工会联合会下辖的美国通信协会持排斥态度，认为其反帝反殖的左翼背景不利于争取电话工人此时正值美国战后反共与对外扩张情绪高涨，新政联盟已呈日薄西山之势，工会内的共产主义力量遭到大规模清洗。

为吸纳美国通信工人协会加入，产业工会联合会决定撤销美国通信协会在电信业的工会管辖权最终，右翼的美国通信工人协会成为产业工会联合会单体规模最大的工会组织，加速了后者工联主义保守化的政治转向电信工会向冷战反共的国家机器与企业资本投降，证实了葛兰西对工联主义的政治判断。

葛兰西认为，工会虽然通过劳资协调提高了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又不得不对工业家和工业中的法制作出妥协，以官僚主义的纪律防止阶级战争的发生，除非它拒绝与私有者一起维护工业的法制，否则将无法转变成革命的机关在《劳动与垄断资本》里，布雷弗曼较早地道出了公共服务供给在化解垄断资本主义冲突方面的限度：诸如邮政、公共卫生和其他许多政府事业只是为了维系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稳定，“除了构成经济骨架的垄断企业的内部计划外，并没有实行社会协调或社会计划的办法”，因此“城市的社会生活苦难重重，而且具有对抗性”。

既然垄断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失序无法经由整体的社会协调或社会计划来解决，那么个别资本只能以企业内部合理化的技术性手段来降低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勉力回应社会政治危机不论是电信业还是企业用户，都试图建立起有利可图的专有通信网络，并诉诸信息处理的自动化来应对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

经历周期性危机的资本，如笼中困兽般不断向公共事业的约束性框架和垄断性的单一网络发起进攻在此情形下，电信业只有将自身完全商品化并纳入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匹配资本主义与日俱增的信息组网需求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不仅解释了美国国内电信公共事业的脱轨，也在国际层面预测了战后美国治下全球传播秩序的瘫痪。

根据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计划，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努力拉拢世界各国加入美国设立的全球单一卫星网络，按照多利益相关方的加权投票模式来确定频谱分配、通信费率和地面站的建设然而，等到尼克松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连同日本、法国等资本主义大国一起反对美国主导的信息传播秩序；美国国内的私人资本也希望绕开国家控制，发射小型、廉价的通信卫星，或投资光纤海底电缆、计算机网络等新一代通信技术。

全球单一卫星网络的构想受到内外侵蚀，这促使美国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共治机构加以私有化与国内拆解电信公共事业的重校政策相呼应，尼克松的“开放天空”政策取消了美国通信卫星公司的垄断，允许更多通信服务商参与卫星系统开发，跨国资本的扩张需求最终击碎了基于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网络共治秩序。

全球卫星网络的分裂并非故事的终点，新的单一网络与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在新政自由主义凋亡的残骸中迅速发育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推动了电信业的市场开放，也激励着美国企业进行全球资本流动与产业链布局，从而催生了企业对高效数据通信网络的巨大需求。

1974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传播学者普尔向美国电信政策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拨款提案，提案讨论了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分组交换网络的可行性，该网络将把各国的国内数据网络连接成单一的全球系统”普尔的提案还附带了一份与他设想有别的全球数据网络建设计划以供参考，该计划希望借鉴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的运作模式，并认为通信卫星技术与分组交换网络的融合将极大降低国际数据通信的成本。

尽管普尔赞赏这一计划的效率考量，但他担心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生的国家间分歧会蔓延到数据通信网络的所有权和投票权等问题上，而像国际通信卫星组织这样“一个公共的或受监管的组织”对国内网络和个体供应商或用户的规制权力也将引发争议。

相比之下，电信政策办公室采纳了普尔的提案，该提案更倾向于建立私人拥有的、竞争性的国际分组交换网络，这种网络将确保网络供应商和企业用户等美国资本的自由，不但削弱了地方邮电部门的权力，而且有助于当时美国数据库出版业产品的出口，维持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在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裹挟下，美国国内与国际的电信公共秩序里应外合地走向终结，这为普尔设想的跨境分组交换网络方案的落地创造了历史条件席勒认为，1982―1984年AT&T公司因反垄断而被拆解，给美国数据网络市场创造了竞争空间，各类私人的数据网络项目竞相承接企业高流量的跨区域通信业务。

而在标准不一的数据网络蓬勃发展之际，美国政府的协调干预也紧随其后通过和跨国资本一起向国际组织和外国电信运营商施压，美国政府协助本国的TCP/IP计算机网络协议战胜了法国、日本等国曾开发的替代性网络方案，为其成为全球单一标准注入了动力。

基于TCP/IP协议的全球组网，在物理和话语两个层面直接映射了后冷战的权力结构苏东解体后，美国政府决定放弃限制分组交换系统等计算机设备的出口管制，加速了互联网的跨境普及互联网的快速增长背后，是世界各地反私有化运动的接连失败，电信工会领导了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抵制，但跨国资本和各国精英又团结起来制伏工人阶级和其它抗争性社会力量。

与牺牲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私有化及跨国网络扩张齐头并进，“全球化”“人权”等新自由主义话语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互联网接入被视为“人权”的一部分，经济和社会权利则在这种“人权”中被淡化由此，计算机网络从冷战军工系统，转变为后冷战“历史终结”和单极“帝国”的象征及物质基础。

在新千禧年之交，政经精英基于美式互联网建立起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权，信息资本主义层叠交错的历史地形也终于浮出水面回顾来看，20世纪美国电信业的公共事业属性实际上是大萧条、世界大战与冷战等内外危机所催生的“统一战线”的产物，国家、资本与社会在此之中组建了阶段性的脆弱联盟。

一方面，美国电信工人通过工联主义抵抗资本进攻“游击式的斗争”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也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工资水平降低的总趋势，因而这“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另一方面，从世界大战期间的公共事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共事业被拆解至今，信息网络的军用需求与企业资本积累需求始终纠缠不清，而在真正清除通信军事化这一帝国主义遗产之前，“民主重建的道路依旧是封闭的”。

等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经历政治经济重组，公共事业的领导权便难以为继葛兰西关于美国福特主义的笔记告诉我们，作为说服手段的福特制高薪资和垄断利润息息相关，它改善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并形成一个难以被随意解雇的“工人贵族”群体，但垄断被摧毁后，高工资就随之消失。

由于失去冷战的意识形态制衡与空间划界，政经精英不再需要用公共事业的有限保障来劝诱劳工为永久备战经济不间断地生产，自动化技术和私有的数据网络赋予了跨国资本以削弱劳工抗争的武器与此同时，依靠AT&T垄断来统一管理科技研发的架构不再可行后，美国政府和军方马上成立了新的战略协同机制，通过实现分散网络间的互联来实现资本内部的“公共性”，继续与私有的技术承包商展开密切的军工合作。

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体系内因时而变的国家自主性与其说是抑制资本积累的堤坝，不如说是引导资本长流不息的暗渠随着信息资本主义在后冷战的互联网繁荣中升级为数字资本主义，新一轮的左右力量合流也再度出现“加州意识形态”融合了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使飞速发展的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附着上信息劳工反叛权威、自主联合与自由市场崇拜等一系列想象，数字资本主义政经精英的领导权由此同时承载了左右两套话语。

正如互联网史研究者弗雷德·特纳所观察到的，将赛博空间视为“新边疆”等隐喻，使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与反文化的新左翼在共同语言下追求各自的利益，为进一步开放电信业市场的美国1996年电信法出台创造了条件与新左翼的个体解放愿景相对，新右翼利用全球通信网络来管控“滞胀”以来的冲突危机：跨国企业通过全球生产协作重构商品链，金融业加快了跨境资本流动，电信设备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则在与军方订单以及私有化中吸引了大量投资。

从危机中得到进化的新兴左右力量尽管立场不同，但都在摆脱主权国家框架和科层制束缚，以及推动信息化与全球化上达成了共识四、从进步新自由主义到科技右翼：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的雅努斯可惜，这种共识好景不长基于互联网经济和全球贸易共识的左右合流，创造了一个从跨国流动中受益、遍及美国两党的建制派精英群体，并刺激了无法被代表的底层产业工人与“另类右翼”（Alt Right）更为极端的反动。

如果我们将目光从《网络纵横》转向更晚近的形势便会发现，本世纪初的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金融危机与各阶层的劳工抗议，不但显影了美国从信息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也暗示着两党的建制派精英与大众相割裂的领导权困境。

首先来看民主党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评道，自克林顿政府以来，“进步新自由主义”在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多样性赋权取代了20世纪60、70年代对于阶级政治更为敏感的反资本主义理解，文化多元主义的新社会运动与产业工人之间的联系断裂，致使左翼内部彼此分离。

在文化多元的进步新自由主义指引下，民主党政府长期致力于政治正确的算法审计和平台言论审查，试图将此作为建立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的内部基础，同时还在全球范围发动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阵“数字威权主义”的“数字冷战”，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争夺发展中市场。

然而，美国国内的“第三世界”群体——缺乏良好信息基础设施服务的农村居民、被全球化抛掷而出的本土产业工人，却长期被排除在民主党的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之外2020年底，面对当时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席勒在《国际传播学刊》撰文呼吁公共事业的“激进重构”，提出了信息网络决策的民主参与、机构协调与问责、保障包容性和非歧视性的联结、网络的非商品化、摆脱政治操纵和军事赞助等“新公共事业”主张。

前文曾提到，席勒在《网络纵横》里雄辩地论证了邮政网络建设与美利坚帝国式共和扩张的关联，并同情了邮政工会的抗议，但如今在提倡“新公共事业”时，席勒又自相矛盾地将内战至二战后的邮政等信息服务机构奉为“可资借鉴的先例”。

布朗曾不留情面地将当今西方左翼留恋新政自由主义与福利国家、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念的守旧心理讥为“左派忧郁症”，这种症候维护了既定结构并且毫无生命力就这一点来说，理查德·约翰反倒比疑似有“左派忧郁症”的席勒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反思。

约翰评价说，席勒隐含了一种信息技术促进民主价值的执念，他认定，“过去和现在的‘主要问题’都是如何最好地‘施加公共问责’那么，通信网络应该对谁负责呢？目的是什么？”的确，“人民”“公共”等概念正因美国社会左右合流与左右分裂的摆荡变得支离破碎，席勒本人所界定的“民主”意涵也暧昧不清。

旧公共事业的种族与性别不平等表明，像新政自由主义那样依靠片面的阶级政治来实现社会调和的可能性早已淡退，而如今抛弃了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进步新自由主义领导权也开始岌岌可危正当新社会运动和民主党的进步新自由主义领导权陷入危机，共和党内部迅速发生了权势转移。

相比于自由主义左翼日益被单一议题的身份政治所分裂，复兴的保守主义却站在左翼身份政治的对立面集结起来，赢得了全球化利益受损者的有力支持但此时登场的保守主义势力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合流后的新保守主义建制派，由于后者未能阻止共和党向左转的文化偏移，更为激进且有力的另类右翼运动借机谋取了生长空间。

在另类右翼的簇拥下，特朗普逐步走向共和党的权力中心，与两党的建制派精英竞逐领导权在国内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拒绝了此前支持全球自由流动的左右共识，通过兜售反多元主义的文化政策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向社会经济地位下滑、对身份政治和全球化心生敌意的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寻求支持，借此夺取和改造国家机器。

全球数字传播秩序的变动也在响应着美国国内政治向右转的变化在2025年出版的、由邱林川主编的《数字劳动手册》中，丹·席勒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数字资本主义全球领导权的坍缩：为了阻碍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前进步伐，美国开始不再承诺构建一个全球开放互联网的“美国体系”，转而支持以美国及其盟友为中心的、范围更为有限的“数字贸易集团”（digital trade bloc），以推动自主技术研发、进出口管制以及供应链的跨国转移和回流。

这不仅与如今中国主张的多边主义互联网和改革不平衡国际秩序的积极行动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也让1974年普尔关于全球单一数据通信网络的提案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反讽特朗普重振美国自主技术研发与本土制造业的倡议，为美国国内的“科技右翼”提供了施展政治影响力的机会。

由硅谷科技精英、风投人士与媒体从业者等群体组成的科技右翼正上升为美国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的中坚力量，并成为特朗普和另类右翼政治同盟中的重要成员以埃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为代表，科技右翼主张祛除市场管制、建立有限政府、崇尚科技精英治理和技术乌托邦，希望通过技术加速主义逼近“技术奇点”，以解决美国社会发展的弊病。

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扫除官僚化、监管机构和进步主义对科技创新的阻碍，另一方面又需要联邦政府和军方加大对前沿数字技术研发的资助科技右翼迫切推动美国人工智能和芯片等信息产业物质扩张的做法，不但投合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野心，也与“铁锈地带”产业工人呼唤制造业回流的就业诉求部分地达成一致。

除了直接介入选举和政策制定，科技右翼的思想家们还积极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领导权谋划组织方案和合法性话语，仿如“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走到网民中去，履行起宣导和教化的使命2008年以来，美国软件工程师柯蒂斯·亚文与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等人通过社交平台发起了“黑暗启蒙”（Dark Enlightenment）。

该思潮指责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价值观阻碍了自由的实现，并激烈抨击政府、大学、媒体等构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或推广进步主义思想的“大教堂”体系“黑暗启蒙”的理想是建立若干个由CEO“君主”按利润与效率原则管理的城邦国家，以保障自由意志和个体主权。

该运动将人工智能、开源软件、加密货币、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神学“末世论”结合，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鼓吹种族战争与阶级淘汰等法西斯主义思想，试图通过“君主”动员大众，加速社会走向其设定的未来特朗普削减“深层国家”权力、压制高校与主流媒体的进步思潮、推动加密货币发展等举措，让一些科技右翼思想家在特朗普身上寄托了理想中的“君主”期望。

至此，通过物质分配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共识制造，科技右翼、特朗普与广大的另类右翼民粹力量建立了临时的领导权联盟，正重塑着美国信息网络的发展前景特朗普的第2个总统任期正式标志了美国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从文化多元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转向另类且激进的保守主义，但如同古罗马的雅努斯神所象征的那样，两种领导权模式的变迁实则蕴含了历史的两面性和同源性。

首先，我们不应夸大进步新自由主义与右翼领导权之间的断裂，也不宜假定右翼联盟内部具有同质性另类右翼的民粹群体与硅谷的科技右翼精英，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世纪反文化运动中新左翼的文化政治理念前者在互联网上模仿新左翼个体化的情感表达和政治逻辑，将国家官僚的等级制视为极权来源；后者中的一部分原本就倾向于左翼，如今则利用右翼立场对其进步思维进行“改良”，形成一种左右结合、吸引两翼追随者的务实倾向。

但归根到底，特朗普、科技右翼精英与另类右翼民粹团体在意识形态、技术移民和全球贸易等关键议程上仍存在显著分歧，后两者本身也并非思想统一或结构严密的整体其次，数字资本主义领导权的右翼联盟依然服务于资本积累最大化的目的，并搁置而非解决了种族和性别问题。

虽然前沿制造业回流本土为美国的产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特朗普和科技右翼共同推动政府税收削减、企业裁员和打压工会等做法，却又给劳工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弗雷泽认为，特朗普的上台固然显示了进步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危机，但特朗普打造的新领导权联盟并没有真正执行有利于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分配政策，而是在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承认政治上变本加厉，这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制度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工人阶级、女性、移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共同的压迫根源。

可以想见，在美国数字资本主义貌合神离的新领导同盟内，仍蛰伏着分裂和冲突的新的历史动力事实上，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任内，信息产业的劳工保障均不如人意，劳工抗议也不绝如缕席勒在写作《网络纵横》时就注意到，21世纪20年代的信息网络产业与一个世纪前的状况惊人地相似：不管是面临毁灭性竞争的、实力较弱的网络承运商，还是强大的新兴资本主义平台，都在以牺牲劳工为代价提供服务。

社会分裂被广泛转移到信息网络，追求利润与效率的数字资本主义逻辑在国内外持续扩张，劳工被严重压制，早已失去公共事业时期聊胜于无的保护条件除此之外，劳工的生存状况也因新传播技术的出现与资本风向的转变而愈发不稳定。

比如在2024年1月，谷歌、微软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宣布大规模裁员，同时增加对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数十亿元投资，引发美国通信工人协会的抗议在此意义上，基于TCP/IP的美式互联网及数字资本主义的领导权仍坐落在信息资本主义冲突史的延长线上，难以让电信业成为彻底落实公共性的飞地。

面对右翼发起的领导权争夺，左翼新的团结抗争又将路在何方？近年来，社区自我管理的平台合作主义实践开始涌现，与席勒所记载的百年前电报工人与农村居民自己控制电信网络的愿景发生了历史回响但这些局部的平台合作主义实践能否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整体斗争中成功代替扩张性的平台资本主义，仍有待观察。

此外，信息产业劳工抗争的实际成效也未明了当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仍控制传播手段时，有机知识分子难以与自主自发和地方性的劳工运动发生联结，抵抗跨国资本主义的劳工运动也缺乏有效的阶级意识、中心和政治规划，从而发生“短路”。

许多社会抗争在行业领域与政治目标上常常相互分离，锻造贯穿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民主共识殊为不易，社会抗争网络反而不像数字资本主义的电信网络那般纵横联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对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公共事业念念不忘，或时空错置地机械照搬20世纪革命的领导权经验。

为了告别“左派忧郁症”，中国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秉持一种审慎的乐观，去关注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跨地方的实践创举，以及摆脱数字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地方能动性总体来看，席勒的《网络纵横》通过揭示美国电信网络发展所缠绕的社会抗争网络，富有成效地描绘了信息/数字资本主义两种网络中发生的左右博弈。

如果说对信息帝国主义的超越最终要指向对信息资本主义本身的超越，那么与无远弗届的全球电信线路联网相比，为抵抗数字资本主义而构建包容与团结的社会网络，则显得更为任重道远这是席勒言而未尽的实践命题，也是我们以“网络纵横”来翻译席勒著作“Crossed Wires”之名的用意。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10期“灯下漫卷”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