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雄伟壮丽，八一军旗鲜艳火红，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从此人民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南昌城头响起第一声枪响，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从三湾到古田，从瑞金到延安，推翻三座大山，为人民打出一个新中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成为捍卫国家利益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98年光辉岁月。

在这98年的历程中，人民军队不断发展，最初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状况，而后逐渐成长为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在红旗红星始终未变的情况下，它每个成员用于个体识别的特征，也就是军服与标志服饰，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本文为人民解放军服装和军服生产体系中的一些拾贝。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小小的服装，能够折射出一支军队的发展历程。它从机械照搬外国经验转变为结合本地现实条件和民族文化因地制宜。它从模仿外军审美文化转变为建立民族美学自信。它从单一陆军步兵发展到海陆空天数十个专业兵种。它从农业社会手工生产和粗放被装管理发展到大工业生产和现代化高效精准联勤保障。

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每一代老兵都有属于自己的红领章记忆，60年代的兵会记得“红旗指处乌云散”，70年代的兵会记得“鲜红领章两边挂，五星帽徽闪金光”，80年代的兵会记得“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90年代的两年兵仍有很大概率记得这首，只是“领章”变成了“领花”，且一句里有两个“花”字 。本文作者高中军训时处于10年代，当时有佩戴07红领花的武警教官教我们，这位教官唱错了，唱成“红红的领花映着我开章的年岁”，结果被副教官笑了一周 。

红领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最初涉足武装力量的时期，也就是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时候。当时，党还没有自己的军队。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成员穿着各自的工人便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成员自然穿的是北伐军的服装。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党领导了顺泸武装暴动，党领导了海陆丰武装暴动，党领导了南昌武装暴动，党领导了鄂南武装暴动，党领导了秋收武装暴动，党领导了鄂中鄂西武装暴动，党领导了清涧武装暴动，党领导了玉田武装暴动，党领导了黄麻武装暴动，党领导了赣西赣南武装暴动，党领导了广州武装暴动，但是除了先后转移到井冈山的部分湖南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外，这些武装暴动很快全部失败，只在史书上留下了一笔红领巾，这红领巾是由烈士鲜血染成的一角 。

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他们从地上站起身来，擦拭干净身上的鲜血，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军刀服饰，而后走向了建立正规军、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我军最早有制式服装，一般可追溯到两个重大事件。其一，1928年井冈山在茅坪镇建立了桃寮被服厂。其二，1929年攻克长汀期间缴获了大批布料，动员民间裁缝赶制了4000套军服，后来这些军服被确认为中国红军第一种制式的军服。

目前还不清楚1928年桃寮被服厂生产的服装有没有式样，1929年版红军服式的具体细节存在争议（比如红领章上那个有名的镶黑边的条数），不过能够确定，二者共同的行为主体是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会师后亲手缔造的红四军，它奠定了后世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工农红军服式基础。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我军服装有着较大的文化影响，这一影响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比如，后来被我们赋予“两面红旗”意义的领章，在当时，很可能只是留苏人员凭借模糊记忆进行的简单模仿，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只是抱着“先做出来再说”的想法 。

疑似早期古田会议纪念馆展出的红四军服，它是1929年在长汀制作的，是四面镶黑边领章版的 。

之后的一个时期，古田会议纪念馆进行了展出，展出的物品是1929年红四军的军服，这种军服是三面镶黑边领章版的。

“1929版红四军的红领章镶有黑边”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知识点 。后来较普遍的解释是 ，军服制作时恰逢列宁辞世五周年 ，这也是笔者要在此先宣传的正论 。实际上 ，“红袖章镶厚黑边”确系俄苏共产主义运动中表示哀悼的配饰 。但需要指出，一方面，我国传统丧服色不是黑色，在领口镶黑边表示哀悼在国外也没有先例；另一方面，列宁于1月份辞世，而红四军打下长汀已是3月中旬，动员大批民间裁缝筹措布料制作军服时间更晚，并非那么“恰逢” ！

实际上，视这个黑边的最初版本是镶三边还是镶四边，对这一特征可能会得出不同解读。如果是镶三边的情况，那么至少部分应可追溯到苏联工农红军（РККА）军服改革在我党留苏人员记忆中遗留的痕迹 。

领章是沙俄军队的传统，它由缝在领子上的平行四边形带颜色布形成，这种布的颜色不同于制服颜色，通常是兵种色，其直译为“扣眼”。1918年，苏联红军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开始顶着党内的巨大压力恢复统一制服，全红领章作为一种纯装饰品被引入了红军M18条令：

1919年，苏联红军步兵干部冬装，布琼尼帽内层金属五星是象征革命的正红色，外层布质大五星是粉红色，领章是粉红色，领口袖口镶边是粉红色，胸前三道杠也是粉红色，这些粉红色均代表步兵 。

然而，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派遣干部赴苏学习的那个时代，苏联红军引入了进一步正规化的M24条令，领章增加了三面镶边，原本只能区分兵种大类的单色变成了双色套色，这增加了区分军兵种分支的能力。

在新条令中，步兵领章被从纯粉红色改为粉红底镶黑边：

1924年后苏联红军步兵政工干部夏装，胸前三道杠和级别袖章被废除，金属五星帽徽和政工五星袖章（普通官兵没有）以象征革命的正红色呈现，衣服镶边是代表步兵的粉红色，步兵领章为粉红底（上面缀有珐琅金属块来表示级别），除了对齐领口的那一面，其他三面镶黑边，长宽比在4:1以上

这种“红配黑”正是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版领章的颜色。

1931年瑞金“军校版”红军服制式明确规定改为使用全红领章，然而据历史照片和史料记载，后来其他地方苏区包括延安重新整编后的红军，仍不时有使用长条形红领章镶黑边的情况。这些黑边只能是对苏军自发模仿现象的重现，不可能再与纪念列宁有关了。

1936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撤销前夕，有这样一群女红军。她们佩戴的红领章长宽比在4以上，呈细长状，且三面镶有黑边。这种样式几乎符合标准的苏联红军M24/35条令。这应该与当时恢复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产生交流有关。

绿领章部队

领章是当时我军的缩影，那时我军从模仿苏联军事文化开始，逐渐过渡，最终产生了自主革命叙事 。

如果说1929年的“第一版”红军领章只是疑似受到苏联的影响，那么1930年10月中革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并且是完全照搬 ：

“臂章”（袖章）：为红布方形，上面书写着白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面书写着佩带者所在单位自军开始的完整编号，中间镶嵌着镰刀锤子黄五星，星的右边书写着白字“中国”，左边书写着白字“红军”。领章分六个兵种，步兵的领章是“深玫瑰”（粉红）底色、黑边，即前图所示样式，骑兵的领章是青底色、黑边，炮兵的领章是黑底色、红边，航空兵的领章是天蓝底色、红边，技术兵的领章是黑底色、青边，“经济职员、医生等”（行政）的领章是深绿色底色、红边，以上对应关系与苏联红军M24条令完全相同。指挥员级别标志符号缀订在领章上，它实际是军衔但没有军衔名义，它随职不随人，个人无法保留，它与苏M24条令完全相同（略）。

这版《草案》规定的标志服饰没有落实，中央红军实际上大多佩戴的是布质全红五星帽徽，这种帽徽没有镰刀锤子图案，还佩戴全红袖章或者无袖章，以及无等级标志的全红纯色领章，红四方面军某些部队甚至连帽徽领章都没有。不过在小范围内，这些服饰除级别标志外的“缩水版”确实存在过。比如曾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红袖章：

《红色娘子军》电影里，海南红军的“缩水版”30式红袖章，上面仅有一颗黄五星，文字全都被省略了。

又如目前已知，邓小平同志指挥的红八军，其经济条件较好，曾配发了金属帽徽，该帽徽带有圆底的浮雕镰斧红星，是用子弹壳的铜压印而成，带圆底可降低制造难度 ：

1971年出土了红八军圆底镰斧红星金属帽徽实物（左边，要注意与镰刀交叉的是斧头），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藏有另一不明单位同形制帽徽实物（右边）

与此同时，目前已知至少有一种特殊领章被应用了。看过《铁血红安》这部电视剧的同志，应该对剧中翟副政委的镶粉红边的绿领章印象深刻：

《铁血红安》中，主持肃反的翟副政委隶属国家政治保卫局，他带来的战士也隶属国家政治保卫局，他们佩戴接近布质红星的帽徽，领章是 30 草案规定的绿底镶红边样式，属于行政加政工类型，胸前还根据史料复原了长方形银质胸标，胸标上带有“国家政治保卫局”三个俄文字母缩写。有趣的是，笔者在不同资料中至少发现了四种关于这三个俄文字母到底是什么的说法，根据苏联原版名称与俄语单词反推，所有这些版本包括上图中的拉丁字母版都是错的，正确缩写应为“ГПУ”（拉丁化“GPU”）

然而，“绿领章部队”的服饰说法目前有至少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见于1933年底调入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干部梁思久1990年代的回忆，他称当时保卫局的领章为“红底绿边”。另一个版本，见于江西省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陈列馆展出的复制品。除了《铁血红安》中按30草案复原的绿底红边版本之外 。

这个复原版本是全绿五星加上全绿领章，它被《人民公安报》等多家媒体引用过。

笔者无法判断三者各自的准确性，仅在此全部列出供读者参考。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绿色五星“不红”，就直接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苏联红军早期的布琼尼帽和船帽等实行双层帽徽，内层金属五星帽徽才是代表革命的珐琅正红，外层布质大五星帽徽是兵种色，步兵的兵种色碰巧是接近正红的粉红，其他部门各有各的颜色。当时临时中央和王明对苏区有影响，若我军当时条令的设计者觉得布质帽徽对标苏军的布质大帽徽，那么对非步兵单位赋予红色以外的颜色是符合逻辑的 。

在蒙古人民军中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蒙古人民军受M24条令影响较早，且曾长期模仿它，在蒙军边防军的帽徽中，原本的红星整个变成了绿星，这个“原谅绿”是苏系边防军代表色 。

苏联红军M22/24/35条令里，边防军有一种布琼尼帽，其帽徽为绿色布质大星帽徽套着金属红星小帽徽，位于左边；蒙古人民军边防军在70到90年代，军官佩戴大檐帽，帽徽是绿星帽徽，位于右边。

后来我军赋予了因条件限制未能稳定镶边、也未按30草案缀订级别标志的红领章“两面红旗”寓意，从此让其脱离了苏联框框，使其走出了自己的演化轨迹，最终发展出一种领章风格，这种领章是纯布质（平绒布）的，颜色是正红色（而非苏军的粉红色），象征革命（而非苏军的步兵兵种色），长宽比为7:3，纯红且无任何配饰 。这种风格在八路军中长期延续，不了解“戴红领章的八路军”的人需自行去了解，它曾从55式军队的主体（步兵），一度扩大到65式三军全都采用。

然而，苏军的影响留下了一点模糊的痕迹。55式存在一条规矩，这条规矩一直延续到85式，即“领章内侧应紧贴领口”。这条规矩未被写进共同条令，也未对“紧贴”作出定义，致使现实执行中出现了两种变体，有的部队实际上是微露一小截领口，有的部队则要求恰好露到领子缝线，不过作为整体的解放军一直隐约记得应有这样一条规矩，于是总部在1970年代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强调领章内侧要将翻领遮住。

武警直到88作训领章，设计的人换代了，这条规矩的各种变体才彻底消失在历史中。其他军种直到07/21魔术贴领章，设计的人换代了，这条规矩的各种变体才彻底消失在历史中。这条有些模糊的规则，源头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受苏联红军M24条令“领章内侧紧贴领口”审美影响的。

87作训服的植绒领章未被广泛装备，条令对此有要求，是“紧贴领口”的一种变体，即“恰好露出领子缝线” 。

民族与世界的辩证关系

领章有细微的变迁，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军在物资严重匮乏的现实状况下自发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是直面中国革命的现实环境，并且去适应它，同时脱离对苏联的记忆以及盲目地照搬照抄。

我军服装体系受到苏军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只在红军初期出现过一次。实际上，随着中苏交流进程，这种影响反复发生。它从红军时期开始，一直贯穿到中苏分裂之时，甚至持续到80年代末中苏关系正常化 。不同具体元素对我军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一样，一些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的引进最后走向了失败，套头式是这样的例子，紧袖口是这样的例子，55式的士兵船帽也是这样的例子；而一些实际上是舶来品的元素改良成功后，已被当作我国的民族特色，后者最经典的例子是圆形短檐帽，后者最经典的例子是以民间俗称家喻户晓的解放帽，解放帽就是1950年军内文件常提及的“单军帽” 。

圆形短檐帽，原本是德国渔民的帽子，也是波罗的海沿岸渔民的帽子，还是海员的帽子。19世纪初，它传入东欧，之后成为工人的实用便帽。正因如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顺理成章地成为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的时尚象征，也成为工人阶级的象征。列宁戴着它，穿着西服，站在木箱上演讲，那张照片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社会主义东欧的匈牙利成立民兵时，将它用作制帽，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民兵时，同样把它作为制帽：

早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兵所佩戴的制式帽子，匈牙利工人民兵所佩戴的制式帽子，（左）（右）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期间，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会议对解放军的军服样式作出了统一规定，对军服颜色作出了统一规定，对军服尺寸作出了统一规定，确定服装颜色为草绿色，确定材料为棉平布，将帽子改为圆形短檐帽，这样做是为了在费用不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与当时同样在换装的国民党军队产生明显区别 。

解放帽在这时首次被引入我军，它在国内原本没有名气，它和红军时代的红领章一样，只是单纯的模仿 。然而，我军开始实际换装该帽的时间处于大决战后到大进军期间，当时大战宁沪杭、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相继展开，无数军人欢庆胜利的记忆与它紧密相连，无数城市人民喜迎解放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他们自发喊出的“解放帽”称呼在大江南北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这个词很快就成为了这种帽子在中国的正式名称。

好景不长，解放帽的形象是柔软慵懒、总有许多皱褶，在审美偏好线条横平竖直的军队中并不受待见，毕竟以东欧阵营的标准，它甚至不被正规军所接受，所以引入我军还不到一年，它就在进一步军队正规化探索的“50式”条令中被废除。问题是，新引入的大檐帽挺括，然而一顶的造价能造三顶解放帽，并且它极不实用，不具备防冻功能，容易被挂落，还会增大头部目标，在朝鲜实战中的表现很差，所以1951年又紧急恢复了解放帽。

顺带一提：早期50式士兵服道具存在误植情况，解放帽或大檐帽缺失，这已成为近年建国抗美援朝影视作品集体出现问题的穿帮重灾区。以九兵团为例，就本文作者所知，近年唯一一部正确给他们配发了大檐帽道具的剧是《战火熔炉》，其余作品（甚至包括几部大片）都是解放帽。在1950年底，怎么会有解放帽呢？

九兵团接到入朝命令时还是预备队，领到的是标准大檐帽，还有按华东地区气候发放的一斤半薄棉衣，原本计划沿途逐步进行补给。然而，因战局需要，部队突然紧急北上，沿途火车不停，把各军区准备的被装都越过了。东北人民没有看到他们穿着温区棉衣出国，九兵团作为一个整体在东北共签字领出了22万件棉大衣，部队入朝后运输条件非常差，美军轰炸造成了损失，内部进行分发困难重重，这些理论上已拨出的棉大衣只有部分单位真正领到，初期领到的冬季帽子更少，包括宋时轮在内的全体干部战士，戴着大檐帽就奔赴了长津湖战场。

1951年6月后的一段时间，有志愿军栽绒帽实物，而长津湖不应该出现这种东西！

1955年，解放帽在新一轮正规化浪潮中再次被废除，这轮正规化浪潮是由《军官服役条例》和义务兵役制掀起的。但替代的船形帽在军中恶评如潮，结果1958 - 1959年解放帽再次被恢复，并从此正式装备下来，直到90年代初87式作训帽配发部队。至此，解放帽已被视为我军具有民族特色、革命传统特色的物品，尽管当前未被装备，但其这一地位至今没有任何其他单品能够动摇 。

有趣的是，解放帽可能成为了我军第一种实现对外输出的服装文化 ，匈牙利民间流传一种说法 ，匈牙利工人民兵（1958年建立）的帽子并非直接来源于苏联列宁帽 ，而是抄袭自当时已实行58式军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

图展示的是匈牙利民兵的帽子与解放军65式（海军）圆形短檐帽的对比 。鉴于传说中前者抄袭后者 ，并且后者是正规军 ，前者只是民兵 ，由此能够直观体会到当年我们与东欧国家在化工和纺织工业方面的差距程度 ：

70年代匈牙利工人民兵制帽（左）与65式海军解放帽（右）

即便这样，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还是失败了，我国却发展成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其中涵盖纺织和鞋帽行业。

其实这很简单，当年的“舶来品”，我们已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战士褪色的黄军装是最美的”

《铁道游击队》中有一段关于军服的有意思的对话，这段对话提及了山东军区主力部队的服装 。

第二天，铁道游击队进入了正规且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天还没亮，他们便和司令部的其他部队一样，起床后去上操跑步，王强在队伍前面喊着“一！二！一！”，起初大家的脚步跑得很凌乱，不过后来就整齐了。下操回来后，小坡擦着汗去找政委提意见：“这样不行呀！”“怎么？是不愿意跑步吗？”“不！”小坡摇摇头说，他才愿意呢。他表示他们穿的衣服太杂乱，太难看。就算上操跑得再齐整，也不像个军队样。你瞧，有人穿蓝的，有人穿黑的。有人戴破礼帽，有人戴毡帽、长舌帽。短枪也依着各人的脾气挂着，有的挂在屁股上，有的佩在腰里。包枪的红绿绸子，各色的枪繐子，实在是太不齐整了！同时，让老百姓看着也觉得很不顺眼，会质疑这算哪门子的八路军！总之，我提出意见，请求政委跟张司令讲一讲，还是每人发一套军装吧！” 听完小坡的话，李正看着充满活力的小坡，笑了，他亲切地拍着小坡的肩膀说： “年轻人，咱们到山里来学习，可不是为了学穿军装的呀！我们要学习政治，以此提高思想认识，还要学习军事，为的是将来出去能好好打仗，另外还要学习八路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说到军衣问题，我们一提，张司令就会发给我们。可是你瞧瞧今冬部队指战员穿的都是什么，原本是草绿色的军刀服饰，现在都洗成黄得发白的了……

等等，八路军的军服为什么是“草绿色”和“黄得发白”的？

今天在讨论红军军服最初为何是灰色时，许多资料会引用红四军前委秘书长陈毅的说法，其称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的群山和辽阔大地，这一说法富有诗意。但必须明确指出，陈老总的这个说辞纯粹是事后进行补充说明：在南方丘陵地带，那里路远、林深且苔滑，而灰蓝色实际上并不利于隐蔽。然而，这是当时红军最经济可行的染色方案，这个方案是用五倍子（“草木染”）掺锅灰，而这就是该方案的实际效果。

与此同时，标准红军服装开始向其他苏区推广，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等发现，五倍子灰布难以在他们活动的鄂豫皖地区获得，作为染色基底的白布也难以在川陕地区获得，于是大量使用西南民俗中通行于男装的现成黑布制作军服，黑色军服一度成为懋功会师后识别四方面军出身人员的标志。

2001年电视剧《长征》较好地还原了这一点

一些资料显示，红军建军初期设计军服时，原本打算效仿苏联红军，使用伪装效果较好的卡其布色。然而，即便用较艳丽的黄绿色替代，在当时的农村，也只能用黄栀子（即“染色果”）来染色。黄栀子喜阴不耐热，还是中药材以及传统食品染色剂（广东白切鸡的金黄色传统上就是用黄栀子染成的）。在南方山区，黄栀子价格不低，用来染布，其耐洗性并不比锅灰明显优越。后来八路军抵达了北方的晋察冀，一些部队利用槐花来染布，从而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黄绿色军服，染后经过火碱水浆过一遍的军服偏绿色，没有经过这道工序的军服偏黄色。

黄栀子（左）、五倍子（中）、槐花（右）

《铁道游击队》中提及的山东军区，黄栀子难以获取，槐花也不容易得到。八路军部队规模扩大后，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染布方式：先挖来红土，将其撒在白布上并铺开，接着泼水，然后反复碾压，使红泥水渗透进布纤维里，再冲掉泥并晒干，如此便得到一种颇为奇怪、但的确是黄色的黄布面料，这种面料能维持一段时间 。

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土办法”！

艰苦创业时代留下的印记始于红军时期，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的很多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建国十七年的文艺作品以及直至文革时期的一些样板戏表现手法中，始终存在一种共识，即用浅色军服代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用黑色（或深色）军服代表红军、八路军军官 。现在回想起来，这很可能是迎合当时某种群众集体误会，不同颜色实际源于不同面料下染色技术的限制，棉布与毛哔叽染色效果不同，马裤呢与麦尔登呢染色效果不同，棉布与涤纶平布（的确良）染色效果不同，甚至同一种面料不同时期用染料染成的准确颜色也有差异。

从上面到下面依次是，58式，65初期也就是过渡时期，早期65平布，65斜纹布，71涤纶。

85式普通涤纶士兵帽，分左、上两种样式，麦尔登呢船运士兵帽，分右、下两种样式，后者的“观感颜色”明显更深 。

自从50式军服明确按照级别来区分面料之后，由于染料技术存在限制，使得干部战士的服装颜色不一样，将校尉的服装颜色也不同，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正确”问题，最终致使65式回归；早期的65式废除了按级别分面料的规定，除船运兵之外，大家都穿平棉布，然而却没有改变群众心中“按颜色分官兵”的集体观念。有个从解放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它本质上是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即干部战士服装不同色，直到04式仿毛料士兵常服发布，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随着物质条件得到改善，军队对于制式的认识也产生了变化。在如今这个时代，要是把不同制式的服装标志进行混搭，一般情况下是会被纠察纠正的。然而在建国之初，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对于某个具体部队来说，现有军装能实际穿着很重要，库存军装能实际穿着也很重要，且这种重要性远高于制式外观符合最新条令的重要性，已经生产出来的被装继续发放、继续穿着，大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致使不合条令规范的穿搭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存在，且存在程度各异，还形成了解放军的一种视觉风格，即条令换装后仍继续穿着老式军服，只是把帽徽领章等（能换的）标志服饰换成最新的 ：

1970年，有一名干部被拍入人造卫星纪录片，他戴着65式绿色军帽，身着已洗成白色的55/58常服，两种服饰混搭 。

这种着装模式是从困难年代遗留下来的，它塑造了我军在很长时期内的一种特定宣传美学。

《闪闪的红星》电影里有这样一个经典场景，潘冬子在竹排上掏出一个65式铝质帽徽，伴随着“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歌声，这并非个例。著名的“老三战”之首是《南征北战》，1952年拍摄的老版中，在复原1947年解放军服装时，加上了当时最新的50式八一五星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1974年翻拍的彩色版，在保留旧服装基本设定的同时，把标志服饰换成了当时最新的65式全红帽徽领章。

1947年，我军有一名机枪手叫刘永贵，1952年的老版中他戴50式标志，1974年重拍版中他戴65式标志 。

下图是1977到1980年间的雷锋宣传画，画中给雷锋戴上了当时最新的全红帽徽领章。

改革开放初期有雷锋宣传画，右图做了更换，把枪从“波波莎”换成了56冲，56冲是当时最新的 。

要是不明白当时大多数人所处的物质环境，那就没办法真正理解这种美学的历史源流。

实际上，这一点雷锋早就在日记里提到了：

什么是时代的美呢？战士那褪了色且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民那一双粗壮且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工作的人的灵魂是最美的。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要是谁觉得这并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

2008年，空军某部参与汶川救灾，其着装是07式软肩章，与87式作训服搭配，帽徽为塑料材质 。

时代不断发展，物质条件变得充裕，这使一些形式出现了改变，军事航天部队不再需要穿着褪色的常服，也不被允许这么做，新式星空迷彩服有着特殊的袖口设计，这使得抗震救灾时的“挽袖”动作被标准化了。然而，自07式装备以来，形成了一种外观军服交旧用于施工部队的新传统，或许这可以证明，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基因，仍在这支英雄的军队里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