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时，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曾以丝绒与羊毛的对比来形象地描述这场冲突，认为前者象征着贵族的奢华，而后者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谦逊与节制。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后，女性的服饰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这些表面的变化又映射出了哪些深层次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呢？

从女性服饰文化的角度审视法国大革命，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此尚缺乏系统性的整理。然而，毕业于北京大学，现执教于浙江大学历史学系的汤晓燕，其最新出版的著作《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恰好弥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汤晓燕在北大元培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随后在法语系罗芃教授的指导下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她还有幸作为交换生赴法国里昂人文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那里度过了充实的一年。在这期间，她邂逅了丹尼尔•罗什的著作《外观的文化：17-18世纪服装史》，这本书以旧制度末期服饰文化为切入点，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架构与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当时她主修文学，但这本书却深深吸引了她。”汤晓燕由此奠定了此后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汤晓燕拜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教授的门下，选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服饰”作为研究方向。凭借伊拉斯谟欧盟奖学金，她于2012至2013学年赴巴黎政治学院深造。此后，她的论文中涉及的大量史料便是在此期间搜集整理完成的。

此书不仅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石，其显著特色还体现在探讨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性政治议题时，并未局限于学界关于女性地位提升与否的争议。相反，作者汤晓燕独辟蹊径，选取服饰这一视角，深入剖析大革命对女性政治权利所引发的系列变革。正如她在导论中所阐述：“这些服饰现象并非仅仅是款式与材质的简单更迭，它们与政治、文化及社会领域的重大变迁紧密相连。”服饰的细微之处，成为了不同群体或个人展示自身态度、彰显力量和表达诉求的绝佳方式。

汤晓燕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法国女性的着装潮流又是怎样的景象呢？据传闻，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便以她的奢华与华丽而著称。

汤晓燕提到，在大革命前夕的旧制度晚期，法国上层社会的女性服饰普遍显得极其奢侈与考究。当时宫廷中的贵族夫人所穿的裙子，其裙摆宽度往往超过一米，而她们所采用的布料，无一例外地是价格不菲的丝绸或绒布。此外，这些裙子上还装饰着大量的蕾丝边缘（单是这些蕾丝，一米的价格就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以及珍珠和宝石。在巴黎的服饰博物馆和装饰艺术博物馆内，至今仍保存着一些那个时代女装的实物。这些裙子因面料和制作工艺的精良，至今仍保持着非凡的美丽。细观裙子上，每一朵细腻的花朵均以金线穿过珍珠精心编织而成，不难想象，制作这样一条裙子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之巨。

另一方面，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这些女式服装的生产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比如，路易十五的情妇杜白丽夫人所穿的裙子，价格大多在6000至12000锂之间。而以奢侈浪费闻名于世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据说她在服饰方面的年度支出甚至超过了400万锂。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熟练的裁缝每月的薪水约为4锂；而在时尚行业，收入稍高的女工，月薪大约在35锂上下。换句话说，一位贵妇所购的一条裙子，其价值可能相当于一名普通裁缝一年收入的120倍，甚至高达200倍。

18世纪70年代巴黎女性的夸张发型

安托瓦内特夫人或杜白丽夫人是否为特例？答案是否定的。史料记载，当时高级定制服装店售卖的帽子价格大致在40锂左右，若加上羽毛装饰，价格可能升至120锂。此外，《巴黎图景》一书中也提及，在杜勒伊宫漫步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地佩戴着装饰羽毛的华丽帽饰。由此可以推断，那个时代的流行风尚便是奢华与豪华。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并非所有上层社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这种奢华的服饰。一般贵族家庭在服饰上的花费大约占到了家庭年收入的14%，而且许多贵族因无力支付高额账单，不得不向裁缝赊账。有些贵族甚至只能将裙子的花边涂抹上白色粉末，以此来掩饰其褪色和陈旧的事实。

在1775年创作的一幅王后画像中，玛丽·安托瓦内特身着典型的法国宫廷服饰。

澎湃新闻：为何在旧秩序即将终结之际，法国上层社会的女性对华丽服饰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

汤晓燕指出，自18世纪起，法国已废除对服饰的限制性法规，即那些规定不同等级人士应着何种服饰的法律已不复存在。在古代等级社会中，统治阶层常常通过服饰的极度奢华来彰显其尊贵地位。到了旧制度行将终结之际，仅凭服饰的外观，已无法辨别出人们的社会地位；只要拥有充足的财富，即便是商人之妻，亦能装扮得如同贵族夫人一般。

这意味着，人们在外观上模仿社会上层人士已不再是一件难以触及的事情。这一现象给真正的贵族阶层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此之前，在一个等级森严且稳固的社会体系中，严格的法律能够明确区分各个等级的人。到了18世纪，禁奢令早已不复存在，同时，贵族等级的权威与合法性亦遭受广泛质疑。鉴于此，贵族阶层相较于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借助外在的奢华与辉煌来明确并强化其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分界线。

因此，总的来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上层社会的贵族女性所穿戴的极其奢华的服饰，实际上映射出这样一个状况：传统的等级社会架构正面临严重的挑战；贵族阶层的统治基础开始出现动摇，因此他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借助外在的奢华来维持其固有的尊贵地位。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服饰消费上的过度行为，在众多学术研究、传记以及影视作品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她几乎每周都会定制新款服装，甚至创造出高达半米的发型。在凡尔赛宫，她的衣橱占据了数个房间。这些事实均有史料为证。

然而，我必须着重指出她的另外两点特质。首先，安托瓦内特早年对华美服饰的迷恋，源自她本身较为浮躁的性格，毕竟她作为王后时，也仅仅是个二十余岁的年轻女子。再者，作为一国之母以及法国贵族阶层顶端的代表，她在服饰上展现法国王室的威严与力量，这不仅是她的职责所在，更是她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路易十四的时代，每当路易十四参加舞会或宫廷中的其他活动，他总是身着缀满钻石和黄金的华丽服饰。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奥地利的女王，曾向她警示，过分奢华的着装能增强她个人的威信。

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实际上亦怀揣着对简约服饰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推崇。在凡尔赛的小特里亚农宫中，她常与友人同装扮成牧羊女；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黎塞留馆内，至今仍收藏着她那牧羊女装扮的版画。而在另一幅广为流传的肖像画中，王后仅着一件极其简约的白色平纹纱裙，身姿优雅，毫无多余的装饰。当时，这种简约的白色长裙在上流社会女性中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的潮流，但显然，这种风尚还不足以动摇华丽服饰的主导地位。然而，这幅画作却意外地引发了针对王后的批评，公众舆论普遍认为王后的着装显得不够得体。因此，我们所拥有的现存图像资料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多面的安托瓦内特形象。她的着装奢侈无度，不仅反映了她个人的喜好，更是统治阶层权威的标志。同时，她对简约自然风格的推崇，实则揭示了当时法国上层社会逐渐兴起的审美新趋势。这一新兴的审美趋势或趣味，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将广为流行。

1786年展出的王后画像，简单的衣着使之遭致非议。

澎湃新闻报道：自法国大革命兴起以来，女性着装领域经历了哪些显著的转变？

汤晓燕指出，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巴黎街头出现了两大显著变化。起初，女性们纷纷放弃了先前那些华美精致的服饰，转而选择了更为朴素大方的装扮。无论是服装的款式还是面料的选择，都趋向于简洁大方，成为时尚主流。同时，那些高耸的发型和装饰繁复的羽毛缎带帽子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简约的发饰。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众多女性通过穿着具有革命色彩的服饰来表达她们的政治态度，例如选用红蓝白三色面料的服装，这三种颜色正是法国国旗上的，它们代表了大革命时期的象征；又或是身着带有条纹图案的裙装，这些条纹图案源自英国，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对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极为推崇，男女服饰若采用条纹图案，便意味着对宪政体制的支持。此外，当时市面上甚至出现了模仿巴士底狱样式的小耳环，这是因为攻占巴士底狱是大革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这些服饰现象背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众多知名的时尚界人士在革命初期便跟随贵族一同逃离，导致巴黎曾经繁荣的时尚产业在革命爆发后陷入困境。此外，更为关键的是，在革命这一特殊政治背景下，服饰成为了人们展示自己立场的一个理想手段。支持革命的人通过服装来展示他们对革命的拥护之情，而那些反对革命的保王党则通过相同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革命的强烈反感。例如，当红白蓝三色徽章成为革命的标志性象征后，保王党成员们故意在帽子、外套等醒目位置佩戴黑色或白色的徽章；在革命政府颁布《反不宣誓教士法》之后，一些女性通过服装上的宗教图案来表达对这项法令的不满情绪。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女性纯粹是出于对潮流的盲目追随，亦或是某些持谨慎态度的人士，他们选择穿着支持革命的服饰来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倾向。

在革命的初期阶段，巴黎的时尚刊物上展出的潮流女性服装，其设计中的条纹图案以及红蓝白三色搭配，都象征着对革命思想的拥护。

简言之，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服饰，包括但不限于女性服饰，已然转变为划分立场与团体最为迅速的手段。随着服饰在革命政治文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些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外在形式，已转变为权力竞争的媒介，并展现了其自身的价值。这一特征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服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样在诸多与我们时代更为接近的历史事件中，其表现也相当显著，具体例子此处便不再赘述。

澎湃新闻报道，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显眼的标志——三色徽章，不仅承载着审美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那么，在大革命时期引发的“三色徽之争”所映射出的政治文化内涵究竟是怎样的呢？

汤晓燕提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三色徽章成为了流传最广、最受认可的革命标志。即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和1848年革命期间，仍有众多人士佩戴它。而组成这一徽章的红、白、蓝三色，至今仍是法国国旗的底色。大革命时期，发生了一起名为“十月催驾事件”的重大事件，该事件中巴黎妇女将国王及其家人“劫持”并带回了巴黎。此事件的导火索源于一场传闻，即在王后举办的宴会上，有人将当时被视为革命象征的三色徽章撕毁并踩在脚下。这一传闻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进而引发了“十月催驾事件”。由此可见，三色徽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收藏于巴黎卡纳瓦博物馆的三色徽章实物图片。

当时，还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三色徽之争”。理论上，三色徽是革命支持者普遍愿意佩戴的标志，然而，革命阵营中的女商贩与一些组建了革命俱乐部的更为激进的女性成员，却因之产生了严重分歧，进而引发了激烈的争执。所有女性都必须佩戴那三色徽章，然而，由于商贩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某些革命举措产生了不满，因此，他们不仅反对这一强制性的规定，还将性别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引入了冲突之中。女商贩们认为，女性不应当被卷入政治斗争，因此她们也不应该佩戴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三色徽章。最终，由于此类争执引发了多起冲突，革命政府便以此为理由，关闭了当时唯一存在的全部由女性成员构成的“女共和革命者俱乐部”。

大革命期间，女性俱乐部的成员共读革命报刊《导报》。

观察由那枚简单的三色徽章引发的争执，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关键点：首先，拥护革命的力量并非团结一致，由于经济利益、政治观念等多元因素，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其次，革命者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等理念，在当时的视角下，并非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女性缺乏与男性相当的理性与政治能力，因此女性并未享有与男性相等的平等和自由权利。因此，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服饰现象，实则揭示了革命群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性别间存在的显著不平等。

澎湃新闻报道，部分激进的革命女性摒弃了传统女性的装饰，选择身着男装，亲自前往国民公会进行请愿。她们此举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目标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汤晓燕表示，这些激进的女性革命者所穿戴的并非寻常男装，而是当时国民自卫军的军服，亦或是她们自行改造，与国民自卫军制服相似的款式。当时并非所有人均有资格加入国民自卫军，诸如仆役、黑奴以及纳税未达标者均不被视为“积极公民”，因此无法获得加入的资格。女性自然也在这一排斥行列之中。

众所周知，《人权宣言》这一大革命的重要文献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份宣言却并未将女性权益纳入其中。鉴于此，一群激进的革命女性自发撰写了另一份《女性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女性理应享有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当时，那些身着男装的女子前往国民公会进行请愿，她们的核心诉求是争取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益，诸如接受教育的权利、担任公职的机会等。她们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渴望能够加入国民自卫军，手持武器，与自己的父兄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敌人。

通过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些女性不仅身着男式服饰，脚踏马靴，其中一些甚至携带弯刀和手枪，她们通过这种装扮来展示女性同样具备保卫家园和国家的力量。这种现象不仅限于革命的核心地带巴黎，即便是外省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南特等，也出现了类似的请愿行动。那些身着军装、握有武器的女性被称作“亚马逊女战士”，这一称呼源自古希腊关于勇敢女战士的神话故事。

在叙厄尔兄弟所绘的知名水粉画作中，腰间佩带弯刀的女性形象，正是那个时代身着军装的“亚马逊女战士”。

然而，那时的革命政权并未对这些勇敢的女性行为给予支持，即便有女性效仿古代花木兰，化装成男子混入军队，立下赫赫战功，最终还是难逃被识破后被迫返回家乡的结局；至于女性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更是遥不可及。比如，撰写了《女性人权宣言》的德古热，在1793年因被指控企图“跻身政界”而惨遭送上断头台。

当局为何会对女性追求平等的行为进行打压？众多历史学者已经明确指出，诸多革命领袖认为，旧制度末期国家政治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路易十五的宠妃杜白丽夫人、路易十六的王后安托瓦内特等贵族女性的干预朝政、耗尽国库，因此他们所希望建立的“新世界”应当是一个男女地位分明、秩序井然的共和国，内外事务严格区分。在他们心中的构想里，女性理应恪守家庭本分，承担起孕育和培养共和国未来一代的重任，而非身着男装，手持武器，踏入议事厅与男性并肩而立，共同参与各种政治事务。

澎湃报道：为何在辛亥革命时期，白色连衣裙的女性形象变得普遍？而白色裙子又是如何演变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的呢？

汤晓燕提到，在大革命那个年代，女性的服饰经历了一场巨变。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白色连衣裙的普遍流行。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女性纷纷放弃了旧时代那些装饰繁琐、华丽的长裙，转而选择了简约的白色连衣裙。因此，在大革命时期，白色连衣裙成为了时尚的主流。

其次，在众多革命纪念日里，当时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启迪民众，法国各地纷纷热衷于举办各式各样的革命庆典活动，这些活动名目繁多，从知名的“理性节”到“丰收节”，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在这些节日的庆典活动中，往往会有女演员或是参与游行的女士们身着洁白的连衣裙，头顶着玫瑰花环，她们或是模仿怀抱婴儿的母亲，或是展现纯洁无瑕的少女形象，总之，她们以共和国公民的妻子或女儿的角色示人。众多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中，都能观察到这些身着白衣的女性身影。

革命节日中，头戴玫瑰花环、身穿白裙的女性。

解释为何这种白色连衣裙变得如此受欢迎并非易事。正如众多研究时尚与社会学的专家所指出，时尚潮流的兴起往往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特点，可能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促成的。针对大革命时期流行的白色连衣裙，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思考。

起初，这种流行趋势与旧制度晚期兴起的对自然之美的审美追求紧密相连，卢梭这位众所周知的人物便是其代表。他始终反对过分装饰，主张女性应以简洁和朴素为美。在当时，卢梭的审美理念在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女性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注意到许多贵族女性，如罗兰夫人，以及资产阶级女性，在旧制度末期便开始身着白色服饰。甚至连王后安托瓦内特也成为了这股潮流的推动者。

其次，大家普遍知道，在大革命时期，人们普遍推崇古典时代的公民风范，因此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服饰风格也极为赞赏。从当时最杰出的画家大卫为政府官员设计的制服图样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采用的服饰款式全部源自古希腊时代的长袍。因此，在众多节日活动的安排中，常常会将古希腊风格的白色长裙设为参与女性的统一着装。

最终，我认为这种简洁的白裙所展现的低调与内敛，正是革命时期法国人尤为推崇的女性品质。若说男性革命者不期望女性对政治充满热情，那么他们心中理想女性的形象，便可以从革命庆典上为他们指定的女性角色和服饰中窥见一斑：她们温婉可人，美丽动人，举止沉静，不事张扬。简言之，由于新审美潮流的兴起、对古典风格的推崇以及革命宣传的极力推崇这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白色长裙遂成为大革命时期女性形象的标志性特征。

澎湃新闻报道，在探讨女性服饰变革的同时，我们不禁要问，法国大革命是否也对男性服饰的演变产生了类似的作用？

汤晓燕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前后，男士的服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之前，法国的男性贵族所着装束与女性贵族并无二致，均以高档面料制作，装饰华丽，金银镶嵌，且色彩鲜明，诸如大红色、紫色、黄色等。在旧制度时代，贵族夫妇在服饰消费上所花费的金额相差无几。

大革命之后，男装款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先是假发不再流行；再者，服装设计变得更加简约实用；色彩上，色调逐渐变得内敛和深沉，如黑色、深灰色和深蓝色等；在面料选择上，也不再大规模使用绸缎等奢华材质，转而更多地采用羊毛制品。总体来看，男装设计趋向于“实用性”，并且基本上摒弃了在旧制度时代用以彰显财富和地位差异的区分作用。

在18世纪中叶的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聚会里，男士们头顶着假发，身着色彩斑斓、华丽璀璨的服饰。他们和女性一样，身上佩戴着大量的金银饰品。

男性服饰的巨大变革源于，法国社会根基已被彻底撼动，如今崭露头角的是新兴的统治阶层，即资产阶级。正如布尔迪厄在《区分》一书中所阐述，审美观念在社会中扮演着凝聚与区隔的角色。排斥其他群体的审美取向，是构建自身群体认同的关键途径。贵族们崇尚华丽与张扬，他们通过奢华与浪费来彰显自己阶层的闲适与富裕。为了与贵族有所区别，资产阶级则致力于塑造一种全新的服饰审美理念，这种理念便是含蓄与内敛，着重于个体的理性与才华。因此，在服饰方面，资产阶级倾向于摒弃浮夸的装饰女性服饰，将实用主义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男性服装服饰风格稳重简洁、色调暗沉。

然而，资产阶级的服饰不仅需与过往的贵族阶层有所区分，更需将自己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因此，借助服饰来展示财富、地位以及个人品味的重任便落在了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身上，从而使得男女之间的服饰差异逐渐加大。

大革命时期，女性的白衣裳盛行一时，然而，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女装又重新焕发出华丽与鲜艳的色彩。当然，与旧制度时代的奢华相比，这种华丽显得更为内敛。即便是在展示财富和地位时，人们也转而采用更为低调的手段。因为毫无节制地炫耀财富已被视为暴发户的“不良品味”，而含蓄、克制的展现地位、身份和财力女性服饰，则被视为只有资产阶级（新兴的统治阶级）才拥有的“优良品味”。这一新型服饰审美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

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上层社会的家庭肖像画中，男女在服饰上的区别非常明显，界限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