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明、清时代，由于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所在的偏远地区的管理较弱，因此给予当地民族首领以权限、官职，并可世相承袭，坐拥军队，建立自己的衙门，其地位与“小皇帝”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司制”也最终在多方力量的拉扯下改土归流，被时代所摒弃，。

身为卓尼末代土司之子的杨正曾以口述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1949年，他的父亲，也就是藏区末代的“小皇帝”是如何亲手结束世袭，带领部落走向“新生”。

藏族土司的红色往事在如今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汉藏交界地带的安多藏区，曾有一处由杨氏土司所管辖的卓尼区域，其地隶属吐蕃，自归顺于明朝被封为卓尼土司之后，已有五百余年因传统的藏族常用领地名或部落名冠于名字之前，而不用姓氏，所以卓尼土司的“杨”姓，其实是明朝正德年间，正德皇帝所赐的姓氏，他们自明永乐年间始，集政教权力为一体，沿袭二十代，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彼时藏族的居住犹如放牧一样，非常灵活，不管是从打仗时的安全因素来讲，还是从日常生活、贸易等因素上来讲那时的卓尼以洮河为界线，县城这边主要居住地聚落称为阳面，而洮河另一边的小规模村落则称为阴面自然的，洮河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防御，如回民来犯，藏民便可即刻撤退到河南面，且河对面又建有临时衙门。

据《洮州厅志》记载，清末卓尼杨土司管辖最多的时候应该有上万户，而因为地广人稀，放牧所属地又不明确，所以其管理纳税的方式，并不是按照土地面积，而是按照人头来算。

在卓尼土司家族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当家的杨氏父子，杨积庆与杨复兴，而杨复兴（杨正之父）正是卓尼的最后一任土司杨积庆是卓尼的第19代土司，13岁便已承袭，他坚毅顽强、眼界开阔、爱国且好学，曾在抗日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开仓放粮30余万担，安置流落受伤红军200余人，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杨土司对兵役制度规定的赋税其实并不重，他愿意多留一些给百姓，但相对地，如需要出兵打仗时，其所需要的粮食马匹、枪支弹药，都要自行准备所以，常常是每个人都准备好自己打仗要带的全部物资，然后到指定的集合点一集合，就出去打仗了。

杨积庆还极重视汉语，除喇嘛念的经文是藏语以外，卓尼的百姓大都讲汉语，1921年杨积庆创办了柳林小学，鼓励大家学习汉文化，且允许传教士，以及国外的探险家等到卓尼居住和活动杨积庆喜爱有才之人，更喜欢与有文化的人交流，他了解时局，明白家族所面临的问题，他办学禁烟，连接了卓尼的首部电话，组装了首台500瓦发电机，杨积庆的新锐思想，带领着族人在各个领域实现了创新。

1937年，因“博峪事变”，杨积庆及长子杨琨夫妇等五人殒命，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享年48岁，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追封为革命烈士。

杨复兴是杨积庆的次子，年仅八岁的他在父亲去世后，怀着悲痛的心情继任了土司之位，他继承了父亲的红色情怀，也明白家族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1949年9月，在西北野战军解放甘南后，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部发起。

卓尼起义，宣布废除卓尼封建的土司制度。随后，卓尼成立甘肃省直辖藏族自治区，杨复兴担任主任之职，积极开展铲烟禁毒运动，建立地方基层人民政权机构，自此卓尼达成了政教合一，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末代卓尼杨土司之子1956年底，杨复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幸福的家庭，此时的卓尼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马不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藏族百姓所食的食物也不再是单单地煮羊肉和藏包，汉族的文化与饮食，逐渐融入到藏民们的生活之中。

杨正，杨复兴之子，7岁以前，一直在卓尼生活。杨正家的经济条件算中上等，家中有做饭的师傅，常常做汉族的饭菜，杨复兴拥有一辆美式吉普车，可以坐四个人。

据杨正描述，此时的卓尼有了县医院，和更多专业的医生，唯一的问题便是普通藏族百姓去到内地时，户口登记的问题因为杨家的“杨”姓和汉族的“杨”并不太一样，导致当地普通的藏族百姓去到内地时，仍然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姓氏。

为了方便给家中的孩子上户口，也为了未来孩子上学、生活等问题，普通的藏族百姓须得有个汉语名字和汉语姓氏，因此在此之后，许多的藏族百姓便都开始姓“杨”了而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司拥有的藏兵军队，也都逐渐变回了民兵，虽然都只是回家种地吃饭，但其手中仍留有枪支。

新中国成立后，集兵的情况只发生过一次，便是在马步芳残匪到甘南欺负百姓的时候，杨复兴集合了卓尼四十八旗的藏兵配合剿匪，最终，历时近五个月取得胜利1958年，卓尼部分地区开始发生叛乱，杨复兴只身深入农牧区，开展细致的政治宣传与教育工作。

因为杨复兴常常出门工作不在家，也因为当时的社会不稳定，杨正的母亲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很是辛苦，便随即带着孩子们去了北京，和杨正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杨正的外祖父曾是阿拉善旗扎萨克和硕亲王，在北京的恭王府旁边的毡子胡同原有一座王府，虽后被国家征用，但政府仍出钱为其在东单新开路，建立了一座不小的四合院作为补偿。

接下来的日子，杨正就和弟弟在这座四合院中，与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小姨一起，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的时光在杨正的印象里，父亲杨复兴一直留在甘肃工作，一家人只有在父亲每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才能团聚

1969年，杨正初二毕业后，没有升学，选择去延安插队，于3年后返回，进入甘肃棉纺厂，当了起了职工因为在插队时的民办教师经历，杨正在进入甘肃棉纺厂后约有三年时间都是厂办学校的初中教师1977年，高考恢复，杨正参加高考。

许是因为一直有当老师的缘故，杨正高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考上了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政治教育。

在大学毕业后，杨正再次回到了卓尼，任职教师，直到1982年，杨正为响应国家提出的部队伍的“四化”号召，任职卓尼副县长，三年后又任职了卓尼县长随后，杨正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环境，又因为父母也都居住在兰州，所以请示上级将自己调回了兰州。

回到兰州后的杨正，希望未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也为了多学一点历史，便辞去了政府机关工作，来到甘肃政法学院任职，直到2011年退休，在此期间，杨复兴逝世，享年71岁。

据杨正的学生们描述，杨正很少跟学生们提起“卓尼”，反倒常常劝学生们要多多读老子的《道德经》杨正曾表示：“父亲结束了土司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没什么可遗憾的，村子里的人们也都理解，没有骂我们家的，不管是对我父亲的态度还是对我态度，都和从前并无两样。

”如今卓尼洮河边的县城，一眼望去，已和普通的内地县城无异，清晨的街面上，也伴着阳光弥漫着豆浆油条的香味。

甘肃卓尼的生活变迁根据杨正的口述和后期专家们的调查，人们了解到，卓尼藏区人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节庆民俗，和宗教生活等方面。

就服饰的变化来讲，传统的藏区穿搭风格多以华美艳丽，穿戴复杂为主，讲究衣服质量好，不磨不破，然而这样的装扮并不适合日常的劳动如“三格毛”传统藏族女性服饰，现今只有中老年的妇女会日常穿着，其余大部分的年轻藏区姑娘则会选择更加新式的服装。

就饮食上的变化来讲，彼时藏区人民的主要食品多为青稞面、包谷面、糌粑、酥油、牛羊肉等，皆以“果脯”为主，而如今大米、面粉、蔬菜、肉蛋奶开始成为藏区人民餐桌上的常客，各家庭饮食结构开始丰富，各种时令瓜果也是因有尽有，荤素搭配，营养全面。

藏区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变迁，不只是在摄入食物的种类上，更是在家庭炊具的使用上，曾经围着柴火和煤炉子烧饭的时代已然过去，如今的大部分家庭则是使用电磁炉、电饭锅等厨具烹饪。

在居住的变迁方面，曾经老式的传统民居也都逐渐完成了改建，如卓尼县的卓逊村，90%的家庭都拥有了玻璃暖廊、彩钢屋顶、时下流行的茶具家具等，一切都以干净整洁、舒适宜居为目标如今的卓尼，全县辖共15个乡镇，总人口约9.5万人，内含十多个不同的民族。

曾经，对于一年四季都必须得忙于生计的农牧民群体而言，“闲暇时间”是一种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在如今在物质水平逐渐提高以后，人们也开始更加关注精神生活，电视、电影、视频聊天、拍摄短视频等等，其闲暇方式开始趋于多样化。

在家庭观念方面，“男权制”也逐渐向“男女平等”方向转变，人们对姻亲关系也变得重视，年轻人的个人取向更偏向于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亲属之间的关系相对变得较为疏远。

杨正曾表示，卓尼是藏汉交融的地方，百姓的信仰很多时候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是在建房时，百姓既会请喇嘛来看，也会请拿罗盘的阴阳师来看而在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后，其日常的相关宗教活动逐渐减少，如驱邪避灾的诵经、卜卦、法事等现已不多见，但仍有一小部分活动被传承了下来。

像是平日里的供灯、诵经、煨桑，一些藏族居民在结婚时，会请僧人来举办降福仪式，在人去世时，也会请喇嘛来为其念经超度曾经的宗教信仰意识，因充斥在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变得浓厚异常，现如今，孩子自小便进入学堂，学习系统的文化知识，其自身的信息网络也不再限制于一个县城，在全新的环境和工作的压力之下，年轻一辈的宗教观念也就不可避免的趋于淡化。

然而，节庆民俗不同于宗教，其具有独特的内在结构，是文化的载体，也是验证该地区社会变迁轨迹的标杆卓尼是藏汉交融的地方，独特的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节日，其中包括藏族居民的宗教节日，以及汉族居民的地方庙会，且两族之间的节日又存在互动，即两族都会过传统的汉族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

无论是衣食住行、节庆民俗，还是宗教生活，自改革开放以来，藏区的村落社会也进入了迅速的发展阶段。在这其中不乏三个方面的影响与推动，即国家体制政策层面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外来文化的不断介入。

首先，国家政府自2010年开始，便出台了许多支持藏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农牧民增收，鼓励村民打破传统的以农牧业和土地为基础的生存方式，外出务工人员的逐渐增多，也使得藏区人民的生计方式变得多样化，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其次，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让藏民曾经“自给自足”的传统，在全新的市场观念中逐渐消退，利益意识和竞争意识的涌入，使得科技化、现代化的农牧业发展成为可能，村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在慢慢发生改变另外，土司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乃事藏区部落的建立之本，自新中国建立之后，土司制度终结，。

土司文化逐渐被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取代，然而，在信仰方面，多数藏族民众仍保持着传统的藏传佛教信仰。

杨正曾在自述中描述，彼时县里的各种活动普遍都是以禅定寺为主，正月十五有晒佛活动，杨正一家为主角，他与父亲常被安排坐在活佛旁边的地毯上，待到正月十六，还有“打仗杆”等的活动随着各种现代流行文化的涌入，藏区部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些通过“习得”而转化而来的外来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讲，确实提高了村落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当地年轻人对传统宗教的日渐淡漠，使得家庭代系之间的隔阂加深，因此如何保护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发扬，是如今关注的重点。

卓尼土司与藏族部落历史上的藏族普遍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不论是吐蕃时代，还是土司时代，其治理和管理模式都偏向于部落形式，为了保护其文化，如今国家对于藏族部落的管理模式，也普遍偏向留存治理卓尼土司的设立初衷是因为卓尼独特的地理环境，如今的卓尼涉藏工作区域更是一个多元且极具民族特色的工作区域。

为了防止社会群体事件，如“打命价”、“血亲复仇”等，卓尼涉藏工作区域也采取了除法律制度和政策外的干预机制，从刑事、民事、环境保护等方面来维护社会公平，但仍是以保护区域稳定性为主。

过去，因卓尼土司的治理制度和规范来源于佛教和苯教，所以宗教氛围浓厚，仁波切旨意之下的规矩须得严格遵守和执行，充满等级观念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尊重民族习惯的前提下，对于卓尼土司治理偏向保留其意识，从而能更有效地推动当地的法治进程与建设。

近几年，在一些当地偏远的乡镇，土司时期的治理规范和规则颇有些许回潮的现象，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频发，但又常常解决无果当地民众还没有全然认识到卓尼土司治理时期的弊病，无法适应如今的民族地区法制建设，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也需要更加细节地引导。

永恒闪耀的生命之光藏族文化就如同藏族的生命，对于曾经遗留的土司治理加以改革和适当地摒弃，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和体现，但尊重民族信仰，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1951年西藏解放，藏区摆脱了土司桎梏，迎来新生，此时的人们明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做主的从来都不是土司抑或是“魔鬼”，而是藏民们用真诚凝聚起来的力量，这股力量将会带领藏区人民，坚定地走向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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