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冰按：初识杜先生，是在修谱初期，那时，杜先生在抖音上刷到了我，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之后杜先生和我联系不断，这篇文章就是那时候杜先生发给我的。这篇文章写得生动细致，饱含感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反映了襄城姚氏当时一大批人的经历，如何在时代的冲击下从一个六百年的世家大族而没落至今，引人沉思，同时也激励我们，在现今好的时代背景下，应励志重兴家族，不负先人!

杜文奇先生画的姚垒先生画像

天边远去的那朵云 ——回忆姚垒先生 文 麒 一，初识 九岁时，我拿着父亲同事的借书证，找到了文化馆所在的那座老宅院，院内三间南配房是图书室。房间很小，西半部放着书架和柜台，架上的书不会比现在的个人藏书更多。书架和柜台之间站着一个身穿中式便装的人，国字脸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很像电影中的大学教授。 “教授”看过借书证，问我叫什么，几岁了。他已经看出来借书证不是我的，我担心他不会借给我书。 没想到他很快就转过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刘文学》，推到我面前，我知道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四川少年和偷“海椒”的坏人搏斗被杀害的事，就摇摇头。

他又转身，从书架上找了一本《高玉宝》，我又摇摇头还没有接。他再次转身去另一个书架，用手指一本一本点着书脊，手指停下后，把那本书抽出来，翻开，展给我。我兴奋了，急切想接，这让他有点惊讶，把眼镜推到额头上，认真看着我，把书递出来。 《百花齐放》真是一本印刷精美的书，书中的文字和木刻插图都套印在灰绿底色上，让我爱不释手。一星期还书的日子到了，我依依不舍的把书摆回柜台上。 你看完了吗？告诉我是什么内容。 一百零一首写花的诗，作者是郭沫若。

你还想看什么书？ 还是这一本，让我再看几天吧。 他嘿嘿一笑，把书又推了回来。 父亲告诉我，这个人叫姚垒，当过副县长，是右派，在文化馆是接受劳动改造。 我叫他老师吧？——我眼前又叠印出电影上的教授。 不可以，只能叫“老姚”，没人的时候才叫姚伯伯。 那一刻我心里极其别扭，甚至想哭。 再见他我什么都叫不出来，不管是老师、伯伯，还是老姚。 什么都不叫他，他依然喜欢我。他说，如果放学回来图书室下班，可以直接去他的房间找他。

他的房间在图书室斜对面，应该是这个宅院曾经的门房，打开门是一个三平方的胡同，安放着他的厨具和脸盆架。胡同左壁又开一个门，里面约六平方，靠北墙是一张撑着蚊帐的小床、南墙中间有一个半张报纸大的窗，窗下放着三斗桌和灰色靠椅、墙角小桌上放着一架油印机。西墙还有一个不常开的门，里面是一间仓库。 我时常会在放学后去他的房间，换他给我准备好的新书。那天我进去的时候，他手里的活没有停下来，在赶刻蜡版，我凑近看了，刻的是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 很快就刻完了，他显得有些疲惫，眼睛里充满了血丝。和很多人不一样，他看书写字的时候反而不戴眼镜。 他没有立刻给我拿书，指着那张曲谱，问我：会唱这首歌吗？给我唱唱。

我唱的时候，不经意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眼里竟然有泪。我慢慢停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不看我，梦呓一样说：……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不停给我做鞋……。 我下意识的去看他脚上的布鞋，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后来，同事老林告诉我，他第二个夫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于疾病，他们很恩爱。 多年以后，我和他一起到烟草东烤厂办事，一进厂门，他就撇下我径直疾步向里面走，直到一排车间前面的花坛边站住，指着脚下那片土地，对我说：“……她就埋在这里。” 东烤厂原是明代襄半朝代表人物姚继可墓地，也是襄城姚姓家族坟院，民国修公路时环绕而过；文革前推倒牌坊和石人石马，后来许南公路扩宽取直，从坟地东半部冲过，坟头平掉，盖了烟草局办公楼和东烤厂车间。在面目全非的厂院中一眼找到夫人坟墓的位置，那夫人是活在他的心中的。

我们不是一代人，和他交往二十多年中，他从没有直接和我说过个人感情经历，但我知道他原来的夫人一直跟儿孙在平顶山生活，并不联系。他平反后，孙女来襄，是我带着去找他。隔代亲情，先生满眼洋溢爱。当孙女希望他去平顶山生活时，被断然拒绝了。“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那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文革开始了，文化馆隔壁的“人民广播站”被造反派夺去，改名“造反有理广播站”。图书室很多书捆起来不让看了，“红宝书”占领了大部分书架。街上大字报越来越多，大部分都集中贴在俱乐部和我家所在的市场前街附近。那天一组四张漫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小城从来不缺才子（我知道是谁画的，但还是不说吧），尽管极尽丑化，但还是能够一眼看出来画的是谁。画面上的姚垒穿着国民党军服，嘴里吐着烟圈，背在身后的手上还拿着一根狼牙棒。漫画一边写着“大叛徒、大右派、反革命分子姚垒”。姚垒名字上，打着一个红色的叉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害怕。挤出人群，快速地跑到文化馆，直接就去了他的房间。 房间里满是烟雾。我气喘未匀，有点不解的看着他。他塌着腰坐在床上，大口吸烟。听见我进来，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像是对着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我不是叛徒”。

姚垒一九一八年生，一九三七年在开封上中学时，即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到延安抗大学习，他跟我说过，校长罗瑞卿曾在行军中扶起过摔倒的他。抗大毕业他在归来途中被国民党政府截获。同行的一些坚定信念、不移其志的同事被杀害了，另一些从刺刀下钻过，选择“悔过”保全生命。这一批人里面就有姚垒。在他看来，这是权宜之计，他认为自己没有出卖组织和同事。返回家乡，依然热情不减投身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他以教师及小职员身份，从事地下活动，掩护地下党员。解放初期，任襄城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后任副县长。

八十年代被平反后，我问他：后悔吗？他摘下眼镜，看了我好久，又把眼睛转到一边仰起头，半晌，什么话都没有说。 那个星期天我去还书，柜台后换了一个瘦高的“眼镜”。我犹豫中，他竟然叫出我的名字，并主动给我拿出一本崭新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这本书在当年很紧缺 ，我自然是惊喜，却也遗憾，因为我总感觉封面上盖的红色大印弄脏了那本书。 再去时，“瘦高”从柜台里面弯着腰，对我说姚垒是“黑帮”，都要和他划清界线。还递给我一张纸，说每个借过书的人都得回忆姚垒说过什么话，写出来，不然就收回借书证。那时候借书证已经是我自己的名字，我不想失去借书证，就写了。我写的内容大致是我经常过来借书，每次姚垒先喊我的名字，然后给我找书，登记。我拿着书就走了。

“瘦高”看过有点失望，启发我说：他借给你那些书很多是“毒草”，那就是用“封资修”毒害青少年，叫你名字也肯定是“恶狠狠”的，你要把这个加上。我没有按他的意思修改，把那张纸放在柜台上，离开了。那时，我已经从心里放弃了那本借书证。 姚先生后来又回到了图书室，但我从此再没借过书，尽管“瘦高”并没有收回我的借书证。 我跟姚垒先生交往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这件事我也没有跟他说过，只留在记忆里挥之不去。

二、岁月

姚垒被揪斗、游街是家常便饭，对此他必须随时配合，纸糊的高帽子是他必备的“道具”。每听到院子里有人喊他名字，就必须大声答应同时拿起高帽子出去，不敢怠慢。有时候听到人喊，拿起高帽子出去了却是别的事，就把高帽子再拿回来继续刻蜡版。 尽管这样，姚垒依然对工作尽心竭力。那些年，文化馆一直编发不定期的油印演唱材料，其实这些材料从编选、刻印到装订和发放都是他一个人干的。

油印机正常是两个人操作，姚垒却能上墨，滚推、掀纸一个人完成，而且速度很快，印的也好。我想学，他就手把手教我。一试才知道，还真的不那么容易。 他擅写一尺多的大字，刻蜡版用的却是很灵动的蝇头小楷。我那时候对书法没有认识，刻蜡版就用当时很时髦的新魏书，他看了也说挺好，我就用这样的字体帮他刻印了半本《水粉画技法》教材，还用仿宋体和各种美术字刻了不少演唱材料和曲谱。 “瘦高”看到我刻印的教材，也找我帮他刻印“小靳庄赛诗会”，那时候我是知青，就推说晚上经常停电，刻蜡版不方便。“瘦高”不甘心，说刻完以后可以给我一包蜡烛，我又以农忙的理由婉拒了。

姚先生房间里挂过一幅工笔荷花圆光，因年代久远已经变成了沉着的黄褐色。那应该是一张宋代绘画，非常珍贵，不知道最后落在谁的手里。那时候我并不特别喜欢那幅画，他房间那些幻灯片更吸引我。 他送过我一张手绘的朱德元帅头像玻璃幻灯片。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没事就会拿出来看看，以至于那个形象一直让我记到今天。前段时间我为毛主席视察襄城纪念馆创作中国画《战友》，画面上的朱德形象就有那张幻灯片的影子。 姚垒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襄城历史文化的研究，近水楼台，他看了很多文革收缴的家谱和地方史籍。他对文物考古有浓厚的兴趣，摄影家丁爱民先生有一件作品拍的就是姚垒手持放大镜全神贯注研究青铜器的镜头。

七十年代，襄城县文物展览在工人俱乐部举办，引起轰动，他是实际上的策展人。他仿佛忘记了一切不快，每天都在展厅值班，热情为观众解答问题。后来许昌地区群艺馆举办文物展览，襄城展区也是他的策划。 我对文物一无所知，望着展厅里面的盆盆罐罐一头雾水。姚垒引领我完整的参观一遍，并耐心地给我讲解。 我那时真的无法理解，他凭什么说那根窄窄的铁锈斑斑的东西是汉代的铸剑，一块光滑的石头，竟然是论城遗址出土的石斧，我看是乐器编钟，他却说是“铎”，古代军队用的……。

他打开了我未知世界的一扇窗，引起了我对文物和历史的兴趣。 他后来推荐《考古》《文物》杂志让我看，我在上面看到好几篇他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章，我自己也找到文字流源方面的书籍，对照学习，慢慢了解了一些常识。 他是性情中人，看到不合理的行为就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全不因为自己是右派和监督劳动的对象而有所顾忌。当时有个保管员也是小城红极一时的书法家，用保管的宣纸尽情挥毫，那时宣纸非常紧缺，文化馆仅有几十张，那是姚垒找到开封师院美术系襄城籍管理员凌涛先生，以办纪念馆的名义求得的支援。书法家涂划十来张仍意犹未尽，姚垒建议他先用白报纸练习，找到感觉再用宣纸。

年轻的书法家感觉很没面子，直接反击：我就非用宣纸——我一不是叛徒，二不是右派，打不了我反革命。三顶帽子一起砸过来，话语不多，侮辱性极强。现场的人们心里看不下去，但没人敢说什么。 他经常说自己眼里不揉沙子，但他也决不是冷面无情。一个同事粘贴红布条幅上的大字，把国名中的“中华”错贴成了“华中”，这样的失误，当年可能会被无限放大上纲，甚至被批斗。姚垒发现以后并不张扬，只是指出让她改正。

我还看到过他抱着别人的孩子时陶醉的样子，惊奇的发现了他的另一面。 一个人能在逆境中坚持原则维护正义，坚守做人底线，充满大爱，就更显现出可贵的品质和人性的光辉。 一次，他真诚指出某书画家写的隶书“敬”字不应该用篆书草字头，书画家说自己写的没有错，叫他不要没事找事，还把那个字指给我看。我没有含糊，说您真的写的不对。问我为什么，我就把从书上看到过的“敬”与“警”字同源，由“羊”“人”“口”和“手持羊鞭”组成说了出来，我这样说出乎他的意料，拂袖而去。我没有想到，这件事让他很多年都不肯释怀。

此后，姚先生常会拿文字方面的图片内容和我探讨，促使我去看书，学习和积累。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画油画，那时候绘画材料紧缺，姚垒先生把墙上换下来的标语牌送给我，那些标语牌是厚实的马粪纸做的，我在背面涂上胶水大白粉腻子，再用橡胶滚拉出毛面，就很奢侈的拥有了几十张油画纸。自制的油画纸效果还行，我冒风雪酷暑画了不少风景写生，自己很珍惜。像《失修的乾明寺大殿》《南关大桥复线建设中》等。

福兮祸之所伏，马粪纸结构疏松，几年后那些画受潮后令人心疼的慢慢散掉，无法复原，加上当时没有拍照条件，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有一次在紫云书院写生，围观的工人说林场领导已经决定，将书院前的竹林和小山头上的斛树更新成泡桐。这个消息让我吃惊，回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姚垒。姚先生一听立刻激动地站起来，喊到：满山大桐树，那还是“斛坡山”吗？还是紫云山吗？干脆改成桐树山算了！瞎胡闹！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让他发这么大火，只见他找出那本《中国名胜大词典》，夹在胳膊窝里就去找县领导了。 他的奔走终有结果，林场放弃种桐树计划，已经刨好的树坑改栽松柏。

而今，紫云山竹林茂密，斛树葱笼，松柏长青。保留下紫云山核心地段的自然风貌，为后来的开发留下良好基础，我们应该记住姚垒先生曾经的努力。 那些年姚垒每月只有很低的生活费，他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当时的口粮是限量供应的面粉，按粗三细七比例搭配，粮店职工偷偷给他的都是白面。当年的业余作家贾凤翔先生也常去他房间，他就不把贾当外人，偷偷跟他说过。

三、县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姚垒终于被平反恢复待遇，担任襄城县政协副主席。不久《襄城县志》编纂工作启动，姚垒成了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 他受命出任襄城县志编委会副主任、总编辑室主任和总编。他力荐我参加编辑工作，并亲自到文教局协商，争得当时县长的支持，由政府办褚建中主任出面，把我从文教局教研室调入了这个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新设单位。 他第一次在我口中有了称呼：姚主任。 这是一项新工作，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

姚垒主任亲自起草征集襄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的通告，我负责草拟新的《襄城县志》篇目。 篇目是我参考旧志和一九五八年《襄城县新志》草稿，融进计委和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材料，凭自己的理解和感觉凑出来的。姚主任大为兴奋，拿着通告草稿和篇目草案就去了许昌市志办公室。市志办领导也给通告和篇目很高评价，还对姚主任说，新志每二十年一修，我们也许只有这一次机会了，这个年轻人可是能修三回呢！那时候，姚垒主任踌躇满志，脚步铿锵，散发着年轻人一样的活力。他倾尽全力要写好这部志书。 我曾经长期住在北京走访专家、搜集、查找资料，先后走访过张维贞、张朋、刘晓、田科、龚清志等，有的还多次见面。第一次拜访鞠抗捷是姚主任带着去的。

鞠抗捷当时是国家计量局局长，他一九三八年任襄城县政府第一科科长，是我党地下党员，县长李峰曾是他保定军校的老师，他们相互配合，为抗战做了很多工作。那次见面安排在和平里一个普通的小区，鞠抗捷的弟弟鞠之由、李峰先生的儿子李汉超也在场。鞠之由穿六五式军服，还带着司机，李汉超很像相声演员侯耀文，是中学的退休教师。他们在一九三八年都是襄城县抗敌宣传队的成员。姚主任四十多年后和他们重逢，似乎也不怎么激动。鞠抗捷说：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因为姚垒同志和杜文奇同志从襄城来北京为编辑县志征集资料……。听到这句非常平常的话，姚垒却一下子愣住了，激动的情绪一时有点控制不住。 几十年了，人们叫他老姚、姚垒，姚先生，连他的儿子写信都称他“姚先生”……。

“先生”这样的称呼在那个特殊时期，多用于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包含一种客套，有时候还带有贬义和排斥，有时候是讥讽，甚至是伤害。 一九七六年九月伟人去世时，姚垒戴上自己做的黑色袖章表达悲伤之情，袖章很快被单位人员强行扯下收走，说他是阶级敌人，没有悼念伟大领袖的权利。鞠抗捷不经意的一句同志，温暖和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已经结痂的伤口，自然是百感交集，好半天甚至因激动而心不在焉。

入夜，老战友一起回忆往事，相谈甚欢。鞠之由还拿出了在襄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的剧照，说这张照片在他怀里揣了十多年。司机一边插话：首长，到现在应该是四十多年了。鞠之由笑到：你他妈的懂什么，解放后我就没有再揣嘛！ 座谈结束的时候，鞠抗捷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许昌县的战友，在当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让我们想办法找到转给他的家人。我们通过许昌地方志办公室，完成了鞠抗捷的意愿。后来，这位战士被追认烈士。

新版《重修襄城县志》在“后记”上说这本书在复制时，得到了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领导的协助，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襄城历史上曾经修过八次县志，后来看到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的全国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县志情况表，才知道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还藏有一卷民国二十五年《重修襄城县志》目录。

一九八二年夏，姚主任带领林新乾先生和我，按图索骥来到了柏林寺分馆。这个馆在雍和宫附近，藏书以古籍为主。安静的阅览室里，我们如愿以偿拿到了要找的那本目录。 姚主任翻看了一下，把书往阅览桌上一推，长叹一口气，失望的表情写在脸上。我拿过一看，这本薄薄的手稿字体娟秀，中间有几处修改的痕迹，除了目录没有正文。借阅卡片上写的是“重修襄城县志五十卷首一卷”，和河南省地方志情况表内容相符，说明采编人员见到的也只有这一卷目录。我不甘心，拿起卡片去跟管理员沟通，管理员又查了书目，告诉我说摆放位置上只有这个。

失望中，我看到阅览室坐着一位七十多岁身穿图书馆工作服的老者，就和他搭话，没想到他是这里的退休管理员，他看了卡片后，稍加思索，就说他知道这部书放在哪里。很快，他抱着那些书出来了，堆在我面前，厚厚的四函，整整五十卷手稿！明亮的阅览室顿时阳光灿烂！ 馆里有书籍复印服务，管理员说复印这样的古籍必须经馆长同意。我们在院中平房里见到了馆长，那个胖子粗暴拒绝了我们除了阅读以外的所有请求，还说最近馆区整理，过几天就不让看了。

晚上，宾馆的房间里空气凝重。怎样把东西复制回去，我们三个人有不同意见。姚主任说组织几个人过来分头抄写，林先生建议对着录音机读，回去再听写出来。我的想法是拍照。直接抄写时间长，花费大；录音对异体字同音字无法准确还原，手稿中有部分草书现场辩识困难；拍照的问题是馆方不准许，而且胶卷拍书难度太大。反复权衡，只有拍照相对可行。姚主任反复问我有多大把握，后来下决心背水一战。

第二天上午，姚主任在阅览室假装抄写遮人耳目，让林新乾把书夹带出去，解放前掩护过地下党，姚主任干这个轻车熟路。我在院子里花园中间的石案上画一个书本大小的方框，然后做出“蛤蟆支锅”的架势——半曲腿代替三脚架，半弯腰让定焦镜头得到最大构图。林新乾把书放在框中翻，我不停拍，拍完几本再拿姚主任那里换。

流水作业，中午也不敢停，幸好一直没有被发现。下午拍完最后一张，“蛤蟆”僵硬，半天坐不下也站不起来。 三天后，我们带着冲洗出来的样张去拜访田雨三先生。田先生是茨沟人，北大教授，民国时期地下党员，住在全国政协对面胡同里。看到带去的图片他大为惊喜，告诉我们说胡元学在完成这部书草稿后，交给襄城籍北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审定，姚看后又托著名学者、地方志专家朱士嘉审读，时逢抗战爆发，学校南迁前朱把书稿暂存在北大图书馆。没想到今天找到并完整复制，连呼“奇迹”！田夫人也大加称赞，她懂摄影，知道翻拍书籍难度是很大的。

那个冬天，我又单独两次去拜访田先生，在他洒满阳光的老房子里，围着煤球炉，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民国襄城文人的故事。田夫人也是北大教授，英语专业，比先生年轻，对襄城历史也非常熟悉，她时而插话补充先生的讲述。 田雨三先生讲述的《重新襄城县志》的传奇经历，重印时写在后记中了；在那个讲官话的年代，后记中说“馆长支持”也是很自然的事，事实是无法如实写出来的。

几个月后，当我再次到柏林寺分馆时，《重修襄城县志》稿本已被收到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的善藏室，无缘再读。 洗印，誊录过程中，要对原文进行辨识、标点断句和核校。对古文姚主任有研究，余冰鸿先生、范锡铭先生更是得心应手。在姚先生引导和鼓励下，我学习打下的古汉语基础和平日积累的书法文字知识，此时有了用武之地。点校过程受益最大的其实是我。一九八五年五月，全书抄录标点告竣，复印成册，赠送全国各大图书馆和大专院校收藏，二〇一三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和三位老先生一起被列在点校名单，是对我为这部志书所做努力的肯定。

四，晚年

如果人老的时候能够一直理智处世，当得到人们的尊敬。如耿谆先生，高寿九十八岁，直到终年都思路清晰，彬彬有礼。也有很多人，随着身体衰退，大脑也随之退化，行为显得不理性，人们宽容地说这样的老人是“老还小”。

一个伟人说过，如果我老了，糊涂了，开始胡说八道，你们就不要听。这就说明年纪大了会有很多人都无法左右自己，无法超越自然的安排。 姚先生的衰老好像来得特别早，可能是他一直心理压抑，承受太多委屈和愤懑的原因，也可能是他太在意县志总编这个工作，表现出来很多让人不解的行为，工作也受到影响。上级领导看到了问题，及时做出调整，让姚先生离开了总编室。姚先生失去了心理支撑更加闷闷不乐，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差。终于一九九〇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我一九八五年离开县志总编室调到新设的襄城县文联工作，离开后还会经常打听姚先生的消息，他去世的时候我却不知道。那个下午我在办公室撰写一场晚会的主持词，门外同事冯修辞和徐太昌主席在交谈，冯先生说，我们离开吊唁大厅，还没走到公路上，殡仪馆烟囱就冒出黑烟，姚垒这么快就没有了……。谁？姚垒？我赶快站起来跑出去，却没有再去问冯先生什么，抬起头望望天空，蓝天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云。——先生走远了。姚垒，姚县长，老姚，姚伯伯，姚先生，姚主席，姚总编，……姚垒同志。

202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