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死后，宋江坐上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江湖亡命落草为寇，都把议事之处或结义之处称为聚义厅。王伦、晁盖上梁山都没有违背这个惯例，现在到了宋江手里却要加以改变，这是为什么呢？要明白这一点，先要弄清宋江的思想与那些江湖好汉有何区别？弄清"忠义"和"聚义"有何区别。

首先看《水浒传》成书的时间，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成书时间很长，有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中间的作者很多，早期《水浒传》的部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些下层民众或者是一些说书艺人写的，这些故事不仅仅零散独立，而且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一种思想，那就是一种好汉的义气，出现此类情况想必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是由于当时社会黑暗造成的。但整部小说后期的创作者则是文人和一些士大夫，他们是整个社会中坚力量，主要思想是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学说。宋江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儒家那一套纲常伦理的说教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在家时即以大孝"著称，人称"孝义黑三郎"。他还有佐君致治的理想，希望做一个"忠孝双全"的人，在青史上留下一个美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里，他郁郁不得志，最后被命运推上了梁山，但他的忠君报国思想并无改变。

先说说宋江这个人，他出身县衙吏员，接触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较多，对于强凌弱、众暴算、贫富悬殊、贿赂公行的现实很不满意，对贫弱不幸者寄予深深的同情。他在郓城时即乐善好施，济危扶困，赢得"及时雨"的美名。他十分喜爱江湖上那些专一打抱不平、除暴安良的侠义之士，对他们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

晁盖对之前打家劫舍和官府对抗寻求自由的这种"义"十分赞赏，认为这样的行为才称得上"义"。但宋江并不赞成那些江湖义士们走公开对抗官府的道路，更别说反对皇帝了。他对这些好汉们被通反抗官府，甚至落草为寇表示理解，但却总是劝他们争取招安归正，报效国家。他在送武松上二龙山投鲁智深、杨志落草时，便反复叮嘱武松早日招安，日后去边疆为国建功立业。可见在宋江那里，忠和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江湖上那些落草为寇的好汉们的想法与宋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都是些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之人，不懂得儒家忠孝仁义那一套，对官府，甚至对皇帝都十分蔑视。清风山燕顺手下的强盗们公开声称"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達更是动辄叫嚷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很少有人想到要忠君报国。

因此，传统的"聚义厅"这一名称的含义已不能适应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需要，必须加以改变。只是晁盖在世，宋江尚不宜擅作主张。现在晁盖已去世，"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也就势所必然了。聚义和忠义，仅一字之差，但却代表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思想。聚义改为忠义，标志着宋江的思想在山寨中占了上风，正是这种思想的出现，才有了整部小说下半部分梁山好汉诏安以后帮助朝廷的事情。

聚义改为忠义究竟是对是错？从前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纂改了农民起义的路线，变造反为投降，葬送了起义事业。显然这是一种过激之词。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替天行道的旗帜确实把不少梁山头领从普通的杀人越货的强盗变成了除暴安良的义军，从只图一时享受痛快的江湖亡命变成有一定政治意识的头领。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是不能否认的。其次，宋江一味忠君确实有点迁腐，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梁山的失败。但他报效国家的想法还是值得赞许的。

无论如何，把聚义改成忠义，这比仅仅考虑梁山小集团利益要好得多。关键是，宋江把忠君和报国等同起来，把君和国等同起来，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千年前的古人具有现代的民主思想，因此我现在仔细想想，宋江的这一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吧。

参考文献：《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