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新疆历史上的长居民族之一。据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统计，维吾尔族在新疆有1162.43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4.96%。大部分维吾尔族聚居在天山以南，其余分布在北疆的伊犁地区和东疆各地。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的维吾尔族总人口占新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74.38%。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占全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36.28%，处于全疆16个地、州、市第一位。

“维吾尔”是本民族的自称，有联合、同盟、团结之意。维吾尔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维吾尔族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我国北方和西北贝加尔湖以南、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的“丁零”。后来“丁零”又称作“铁勒”、“铁历”、“赤勒”或“敕勒”。由于他们使用的车轮高大，故又有“高车”或“高车丁零”之称。6世纪中叶，处在强大的突厥汗国的统治之下。为抵抗突厥的压迫，“铁勒”中的“嗯嗯。”、“什固”、“同罗”、“拔野古”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7世纪初，回鹘人又联合吸收其他部落逐渐强盛起来。公元742年，在首领骨力裴罗率领下，回纥先后击杀了后突厥无苏米施可汗、白眉可汗、天亡突厥可汗，成为漠北最强大的部落。

公元745年，骨力裴罗遣使唐朝，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骨咄禄毗伽阙怀仁可汗”，成立回纥汗国。回纥汗国成立之后与唐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来往不断。回纥可汗长期接受唐朝的封号，唐朝曾有7位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也非常频繁，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都非常大，每年都是数万甚至数十万匹计。“安史之乱”发生后，回纥还曾两次派兵协助唐朝军队作战，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时回纥汗国内部的经济文化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使得本民族的历史首次有了自己的文字记载。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莫顿贺奏请唐朝中央政府，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改“回纥”为“回鹘”。

公元9世纪中叶，因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回鹘诸部离散，其中大部分迁移到西域，定居于现在的新疆境内。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融合了早先游牧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又融合了两汉以来移居这里的汉人，以及原居南疆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土著居民，还有以后陆续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逐渐发展而形成了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公元840年西迁之前，即活动在阿尔泰山以东、大漠南北的袁纥、韦纥、回纥、回鹘时期，维吾尔族的先人们都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据《魏书》卷记载，公元390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鲜卑拓跋部袭击袁纥部，一次就“虏获牲口、牛马羊二十余万”，可见袁纥这时的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唐朝后期，回纥称雄大漠南北，畜牧业生产获得更大发展，牲畜不但是袁纥以及后来的韦纥、回纥人的主要生产资料，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维吾尔族历史上由以畜牧业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生产为主则是在公元840年回纥汗国解体，部分部众西迁今新疆及中亚地区以后的事。到蒙元时代，维吾尔族人已基本上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形态到定居的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变。到清代，维吾尔族已完全成为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

为保证维吾尔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清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新疆的水利建设，官府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水利。清朝统一新疆后，随着清朝在南疆驻军的增多和维吾尔族人口的日益增长，各地对粮食的需求与日俱增。清政府为了解决筹粮遇到的困难，决定新办新的屯田点。时任阿克苏城阿奇木伯克的伊萨克接受了艰巨的屯垦任务，组织了1000多名维吾尔族军民开渠引水，开辟荒地，试种小麦。这不仅为当地许多无地或少地的维吾尔族农民解决了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清政府在南疆大规模屯田开荒，确保边疆社会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一直比较活跃维吾尔族的服饰，是其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维吾尔族人制作壶、瓶、碗、盘、杯、缸等各种陶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他们制作的陶器图案精美，既实用又美观。其制作的农具种类齐全，有犁、耙、镰刀、斧子、“坎土曼”等。喀什、和田等地手工制作的地毯，花色图案都非常精美，成为各族群众喜爱的畅销品。

维吾尔族丰富的手工业制品

维吾尔族植棉和棉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维吾尔族群众对条绒和丝绸特别喜爱。农村男子喜欢穿长及膝盖的“袷袢”，农村妇女喜欢穿色彩亮丽的连衣裙。新中国诞生以后，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民族特需的纺织品得到大量生产。化纤产品、高档的尼绒、毛布进入维吾尔族百姓家庭，款式新颖的服装越来越受到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维吾尔族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春夏秋冬，都喜欢戴“尕巴”（四棱小花帽），这是维吾尔族几百年来的传统习惯。这种小花帽不但实用，而且是一种具有装饰作用的工艺品。

维吾尔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和善于进行商品贸易的民族，古代“丝绸之路”为维吾尔族大规模的开展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元、明、清时期，维吾尔族人民的内外贸易活动更趋于成熟和经常化。维吾尔族人民普遍采用集市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这种集市活动被称作“巴扎”，每7天举行一次。解放后，从事工业及其他行业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维吾尔族聚居地区同区内外、国内外全方位开展商业贸易的格局基本形成，为促进自治区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长期以来，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反对分裂，在历次平定叛乱、抗击外敌入侵、捍卫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批爱国民族英雄。1826年，当听到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叛乱的消息后，叶尔羌（今莎车）维吾尔族人士伊萨克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全面部署备战工作，从维吾尔族青壮年中抽出300人编练成军，日夜操练防守，随时准备配合清军作战。这时，清政府命令伊萨克到阿克苏接任阿奇木伯克职务，他遂率领部队赶赴阿克苏，投入清军的平乱战争，协助清军阻击张格尔的乱军。张格尔占领南疆西四城后，他即率万余人推进到离阿克苏只有40公里左右的浑巴什河。这时维吾尔族的服饰，大队清军援兵还没有到达，形势十分危急。阿克苏办事大臣常清在伊萨克的配合下，组织各族居民隔河阻击，多次交战，大获全胜，稳定了阿克苏地区的局势。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浩罕军官阿古柏和沙俄发动了对新疆的军事入侵，新疆各族居民同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叶尔羌各族军民数次打败阿古柏匪军的进犯；和田维吾尔族军民在反抗阿古柏侵略时，约有5万群众英勇牺牲；南疆的各族人民深切期盼清政府收复家园，一些有志之士将阿古柏胡作非为的罪行及南疆人民把匪军赶出国土，收复家园的愿望向伊犁将军荣全禀报。当喀什噶尔的一些伯克听到荣全在塔城建立行营的消息后，立刻派遣维吾尔族商人拜合提携带禀帖前往塔城。拜合提身负重托，不辞艰辛，不顾个人安危，穿过天山中部蒙古旗牧区到达北疆的乌苏。当时荣全曾派孝顺为前敌带兵大臣，驻扎在乌苏。拜合提向孝顺递交了有关喀什噶尔伯克签名的禀帖，向清朝政府官员报告南疆的局势，表明各族人民向往祖国，热爱祖国的意愿。

1876年夏季，清军发动了收复新疆的战役。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和协助下，清军迅速的将阿古柏侵略军驱逐出境，后又通过谈判收复了被沙俄侵占的伊犁，为边疆各族人民创造了安居乐业的和平环境。

维吾尔族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肉孜节”和“古尔邦节”。“肉孜节”在阿拉伯历法九日封斋以后，也就是斋戒一个月后开斋的那一天，所以又叫“开斋节”。“古尔邦节”在肉孜节后的70天，也叫“宰生节”。维吾尔族的饮食以面食为主，最喜欢的饮食有馕、烤包子、抓饭、烤羊肉、汤面、拉面、馄饨等。

维吾尔族有灿烂的民族文化。早在11世纪70年代，喀喇汗王朝时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福乐智慧》叙事长诗，麻赫穆德·喀什噶尔编著的《突厥语大词典》等都闻名遐迩。12世纪至13世纪初著名诗人艾合买提江·尤格纳克，做有长篇叙事诗《真理的入门》。艾里希尔·纳瓦依是15世纪维吾尔族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创作了几千首抒情短诗，还有根据民间故事改编、创作的爱情叙事诗《帕尔哈德与西琳》等5部长诗。这些作品在维吾尔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研究维吾尔族古代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维吾尔族文化的经典著作《福乐智慧》

解放后，维吾尔族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大量涌现，如社会科学家和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依不拉音·穆提义、阿布都秀库尔·叶尔地、著名诗人兼翻译家克里木·霍加，诗人铁依甫江·艾里也夫，以及祖尔东·萨扎尔等，他们对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贡献。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也十分丰富，有不少著名的故事、寓言、笑话、民谣和谚语等，《阿凡提的故事》在维吾尔族群众中广泛流传。

维吾尔族能歌善舞，《十二木卡姆》（十二套大曲）是维吾尔族民间音乐艺术的典型代表作。它包括了古典叙诵歌曲、民间叙事诗歌、舞蹈乐曲和即兴乐曲等340多首，流传于南北疆各地。木卡姆因地区不同而分为“刀郎木卡姆”、“哈密木卡姆”、“伊犁木卡姆”等。《十二木卡姆》于新中国成立后经系统整理正式出版。全套木卡姆共包括170多首歌曲和歌舞，72首器乐间奏曲，连续演奏时间长达24小时之久。这是一部巨大而完整的，几乎概括了维吾尔族数百年斗争生活及其所有民族艺术形成的音乐史诗，他集音乐、歌曲和舞蹈为一体，是我们祖国的艺术瑰宝。维吾尔族的主要乐器有弹拨尔、热瓦甫、都塔尔、艾介克、苏尔奈（唢呐）、达甫（手鼓）等。体育竞技最有名的是“达瓦孜”，即高空走绳。

十二木卡姆表演

维吾尔族在天文学、农学、医学等方面也都有巨大成就，如杰出的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就是一本重要的农学著作，在科技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