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于宋朝百姓富裕的言论比比皆是。宋朝电视剧里面的百姓，往往都是生活富足、穿着得体，更有很多自媒体博主说，宋朝的GDP占到当时全世界的80%，说宋朝百姓是古代最幸福的百姓，更是生活质量最好的百姓。这种“全民小康”的图景，让不少人产生了对宋代社会的浪漫想象，仿佛那是一个“风雅富庶”的黄金时代。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组数据，根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的统计，在宋朝统治的319间，一共爆发了433起农民起义，平均每年约1.36起，这一数字远超其他朝代。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老百姓生活真的富裕，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起义呢？而百姓之所以起义，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在活不下去了，否则谁愿意担这种诛九族的风险。那百姓为什么活不下去了呢？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宋朝赋税、苛政太多。南宋大儒朱熹曾痛斥：“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这句话就像一把锐利的钢刀，剖开了宋代“全民富裕”神话背后的残酷真相。在这之前，咱们先来说下宋朝的繁华，这个繁华确实和电视剧演的大差不差。宋代的汴京、临安的人口都曾突破百万，《东京梦华录》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热闹，《武林旧事》里“万物所聚，诸行百市”的繁华，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片段。可惜的是这种繁华都是因为宋朝首都具有海量的食税群体，他们撑起了所有的消费，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就拿官员人数来说，宋真宗景德年间是1万余人，宋仁宗宝元年间增至15400余人，宋哲宗元祐年间增至34000余人。至宋徽宗宣和元年更是达到了51000余人，几乎是唐代开元年间官员数量的3倍。军队数量是唐朝的2倍，宋英宗时期的禁军有近70万之众，若加上厢军则超过了118万。

食税群体剧增不算，他们的薪资待遇更是水涨船高。比如，在禄粟（米）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2400石，是唐代一品京官的3倍有余。而俸钱方面则更为夸张，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有余！至于其他相应品级的官员对比也大体如此。庞大的食税群体以及他们优渥的薪资待遇，这就必然导致了宋朝社会的高消费能力，有了巨大的消费能力，那整个城市的生意必然火爆，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所也就应运而生，这也就造就了汴京城与临安城的繁华景象。可是，大家想一想，宋朝供养如此庞大的食税群体，钱是哪里来的呢？答案显而易见，自然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并且，由于食税群体的待遇过于优渥，这也就导致宋朝对百姓的剥削，也比历朝历代都要苛刻。首先，就是宋代的“两税”（夏税、秋税）看似继承唐代的“两税法”，但实际征收时却暗藏玄机。农民缴纳的赋税不仅有粮食（粟、麦、稻），还要缴纳绢、绫、布等实物，甚至要承担“支移”“折变”等附加负担。支移就是强制农民将粮食运到指定地点，往往是数百里外的边境或粮仓，不要小瞧这一点，由于古代没有今天的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而且道路设施也远远不如现在，就这就导致运输成本极其高昂，比如你要上交一百斤的粮食，那么路上的损耗可能就有五六百斤，运输成本远超粮食本身。折变就类似于官府要你上交100斤小米，可是等你上交的时候，他们又说不要小米了要等价的丝绸，这时你就不得不去买丝绸，可是官府往往和商人勾结，把丝绸价格定的比每年都贵，100斤小米的钱根本不够，于是你就不得不额外掏钱交差。

更恶心的是，有时候还官府还会多次折变，等你买好了丝绸，人家又说要等价的黄金，买好了黄金，人家又说要等价的翡翠。就这样反复让你折变，每一次折变都被商人赚一次差价，这就让生活更加艰难。因此，北宋名臣韩琦曾痛斥：“每岁科率，民间用度已不胜其苦，而况复有支移、折变之费！”。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还远远没有！除了“两税”外，农民还要承担“丁口之赋”（人头税）和“杂变之赋”（各类苛捐杂税）。丁口税不分贫富，只要是成年男子，每年都要缴纳钱或绢，即便遇到灾荒也不能减免。杂变之赋则更为混乱，从农具、茶盐到房屋、牲畜，几乎无所不税，连百姓出门、过河都要交税。此外，宋代还发明了独具“特色”的剥削手段，“和买”与“和籴”。先说和买，一开始，官府春天看到农民缺钱买种子、农具，就先借钱给农民，说好了秋天收了丝、绢这些纺织品再还。农民们一听，这挺好啊，借了钱能种地，秋天用布还钱，两不耽误。官府也能拿到需要的布，用来做衣服、军备啥的。这时候的“和买”，就像朋友之间互相帮忙，还算公平。但是这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官府在春天借钱的时候，给的钱会越来越少，甚至直接说：“今年钱不够，先欠着，秋天必须交布！”农民们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答应。到了秋天，官府不仅不还钱，还要求交更多更好的布。要是交不上，就挨打受罚。这时候的“和买”，就像有人借了你的钱不还，还逼着你给他更多东西，完全成了欺负老百姓的手段。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末年，仅江浙一带的“和买绢”就从每年10万匹增至300万匹，而百姓实际收到的“购绢钱”却不足三成。这种“明买暗抢”的制度，让农民“终岁勤动，妻孥冻馁，求一日饱食而不可得”。

再来说说“和籴”。宋朝打仗需要粮食，平时也得储备粮食以防灾荒。所以官府就跟农民说：“我们出钱买你们的粮食，价格按市场价来，公平合理，童叟无欺。”农民们觉得，粮食卖给官府，价格合理又稳定，真不错。同时，官府也能保证军队有粮吃，国家有储备。这时候的“和籴”，就像正常的买卖，双方都满意。可后来，官府变卦了。他们来收粮的时候，故意把价格压得很低，比如市场上一斗米值100文，他们只给50文。更过分的是，官府有时候还不给钱，直接说：“先记着账，以后再说。”但这个“以后”，往往就没了下文。这时候的“和籴”，就像有人用极低的价格抢你的东西，还威胁你，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可到了这里，百姓负担还没有完事，他们还要继续承担沉重的徭役和差役。徭役主要包括修河、筑城、运输粮草等等，让人气愤的是，你帮官府干活他们还不管你吃喝，需要你自带干粮，离家数月甚至数年，并且徭役十分艰苦，监工们会经常强制让百姓加班，不少人因此累死在了工地上。差役则是为官府服役，他们会选择百姓中的富户担当一些官职，如“里正”、“户长”负责催缴赋税，“耆长”、“壮丁”负责抓捕盗贼。看到这里，有人肯定会说这是好事呀！当官多好呀！多少人抢着当官呢。可是这个官可不是那么好干的，首先不给开工资，属于免费劳动力。二是要承担“赔补亏空”的责任，如果赋税没收齐，那就要你自己掏钱补齐，许多百姓因此倾家荡产。于是，很多百姓为了不被官府选中充当“衙前”，不得不开启了躺平生活，生怕被官府当成是富户。司马光对此就痛心地说“今被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意思是百姓因害怕被官府认定为富户而摊派沉重的衙前役，不敢多种桑、多养牛、储蓄粮食等，无法安心营生。

所以，整体看来，宋代对百姓的剥削制度，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最复杂、最严苛的剥削体系，其“创新”程度，足以让前代的统治者自愧不如，后代也望尘莫及。正因如此宋朝服饰，朱熹才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意思是宋朝以前历代盘剥百姓的方法，在大宋都有体现，这绝非危言耸听。这种残酷的剥削方式，使得宋朝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极度虚弱，只要遇到灾年，就会家破人亡。因而这样的事情《宋史》里自然比比皆是：建炎三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流民入京师者以万数，死者盈路；嘉定二年，江南大饥，饥民相枕藉死宋朝服饰，村落为墟。同时，也正因为百姓负担太过于沉重，才导致了宋朝起义遍地开花。如著名的方腊起义，其核心诉求就是“减免赋税”、“废除苛政”。他更是在起义檄文中痛斥：“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这番话，道出了宋代百姓的共同心声。可以说，宋代的“富裕”，本质上是一种“皇权主导的繁荣”。朝廷通过严密的赋税制度，将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库，再通过养兵、养官、岁币等方式消耗掉。留给民生的资金寥寥无几，这种“国富”，是以“民贫”为代价的，百姓的财富被洗劫一空，而上层统治者却各个穷奢极欲。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曾这样写道：“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而这才是宋代百姓的真实写照——在苛政的压榨下，即便是在湖里种菱，也要缴纳租税，连最后的生路都被堵死。这样的时代，百姓何来“富裕”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