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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北京的一场官方典礼上，新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穿着半旧军服，胡子拉碴地站在那，浑身透着一股“赶紧完事”的不耐烦台下年轻记者梁漱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细节，心里直打鼓：这新生的共和，怕不是又要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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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上海滩的文人们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邵洵美生在豪门，又娶了豪门之女盛宣怀的孙女为妻他家仅五口人，却雇佣三十多个仆人，每年生日都在上海最大的西餐馆一品香过，定做一只与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当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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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政治舞台上的权谋更迭，一边是文人雅士的极致奢华，这就是民国——一个正经与荒诞并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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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政治舞台，从不缺少戏剧性袁世凯在洹上村隐居时，每钓上一条鱼，就狠狠抓住质问：“说，你想不想当皇帝？想不想当皇帝？”偶有村民看见，都以为他疯了1917年，张勋率领三千辫子兵进京复辟，一夜之间北京城头插满了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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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城的估衣铺里，长袍马褂被抢购一空，连寿衣店的存货都被扫光复辟后，张勋要求溥侗在江西会馆登台唱戏庆贺溥侗心生一计，与袁克文合演《千忠戮》“惨睹”一折，唱的是明朝朱棣攻克南京后建文帝逃亡的故事悲歌苍凉，听得张勋兴冲冲而来，怒冲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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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腐败更是触目惊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票子、儿子和金条子这些贪官污吏化公为私，甚至还有人借机抛弃沦陷区的夫人，另娶“抗战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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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的世界，同样充满矛盾与反差鲁迅在上海当自由撰稿人时，收入颇丰他在上海的最后九年，总收入达国币7万多元，月入700多元，相当于当时名牌大学教授的收入他想搬往法租界，寻找一处可以种菊花的僻静住处，但计算后发现每月租金加巡捕捐需159块银元，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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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生活窘迫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了补贴家用，自蒸“定胜糕”出售她后来回忆：“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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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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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一家八口在昆明时，“时常有一顿没一顿，时常是一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直到他兼了昆华中学的国文教员，再加上刻图章，才勉强维持生计更令人唏嘘的是李大钊就义后，其家人不得不靠出售他的藏书维系生活1932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因家况窘苦，想早日卖掉父亲的遗书，后来由友人集资买下，捐赠给图书馆作为纪念。

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一代对传统伦理的反叛达到了高潮南京有个学生，干脆把自己名字改成了“他你我”，彻底与家族宗法划清界限在北大门口，如果有人问一位剪了短发的女学生“贵姓”，她会眼睛一瞪，嗓门清亮地回答：“我没有姓！”更激进的还有直接写信与父亲断绝关系的，白纸黑字写着“从此我们是平等的朋友”。

旧伦理的柱子，被这群热血青年踹得嘎吱作响

就连紫禁城里的溥仪也受到影响张勋溜进宫里撺掇溥仪复辟时，小皇帝直摇头，理由很实在：陈师傅天天逼我读书，烦都烦死了，哪有心思干别的？张勋一听乐了：皇上只要复位，日理万机，哪还用读书？自古只有“马上天子”，谁听说有“读书天子”？溥仪眼睛一亮：当真？那行！一场复辟闹剧的原始动力，竟是孩子想逃避作业。

普通百姓在乱世中，更是演绎着各种生存智慧北京街头有一种叫作“叫街”的乞丐，他们走的是骇人听闻的自我施暴路线见到可能给钱的对象，就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袋，砸青自己的胸口，甚至用利刃划开脸面，血流满面地跪下乞讨，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乞丐，寒冬腊月穿着破衣烂衫，天色已晚时睡到人家门口，吓得居民赶紧掏钱送食物，只求不要死在自家门前1946年的上海滩，报纸突然被一则启事刷屏：选“上海小姐”幕后大佬是杜月笙，一时间歌星、舞女、名媛争奇斗艳，举城狂欢。

选美落幕后，竟募得了四亿法币，说是要赈济苏北灾民浮华与悲悯，娱乐与慈善，在这座不夜城里搅拌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作秀，哪是真心民国艺术圈的故事，同样精彩纷呈画家黄宾虹寓居上海时，生活颇为艰辛他租了间陋室，屋里无任何设备，却因房租一再看涨而负担不起。

“常因觅屋不得，为之栖栖惶惶”有时因为买不起菜，只能连吃若干天白饭；车自然也坐不起，多远的路都走着

徐悲鸿夫妇在北平等着出国的一段日子也过得很苦蒋碧微回忆：“有一回我身上只剩下了两个铜元，折算起来还不到一分钱”第二天逼得没法，她只好拿母亲给的一只金镯子去当铺但徐悲鸿不肯去，理由是一个男人拿着女人的首饰去当，人家会怎么想呢？蒋碧微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去。

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画家苏曼殊据章太炎回忆，这位仁兄在日本时有个嗜好——吃冰一天能吃五六斤，晚上胀得动弹不得，人都以为他要死了结果第二天，他照吃不误这种痴，这种真，这种旁若无人的任性，或许才是那个混乱时代里，最珍贵的一点光。

在宏大叙事之外，民国日常生活的细节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民国时期的北平，大街是柏油路面，胡同里却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当时北京的萤火虫特别多，主要是因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普通人家也舍不得开灯，给了萤火虫光芒四射的机会。

小汽车很少，公共交通靠有轨电车，车上挤得连门窗上都扒着人那时的青少年普遍不买票，用当时人的话说，“想买票也买不成”对于民国时期的用语，作家王蒙有过精彩描述：“说到高一点儿的官员，不叫领导也不叫首长，而叫上峰、长官、×座（如局长就叫局座），部级副职不叫副部长，叫次长。

”而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叫党部，“绝对不叫什么省、市、县委员会”那些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政工干部，被舆论称为“党棍子”国民党召开的动员会长官讲话会被称为“精神训话”

回望民国，袁世凯不情愿的军装，青年“没有姓”的呐喊，“和尚献花”的玫瑰，“叛徒扇”上的山水，溥杰偷运书画的包裹，“上海小姐”选美的霓虹，苏曼殊手中的寒冰...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一个无比真实的民国它严肃不起来，也庄重不下去，一切都在解构，一切都在重组。

没有唯一的答案，只有一堆生机勃勃、互相打架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