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需要撰写一份企业史的研究报告

【编者按】本文系福建师范大学企业史研究团队编译的"企业史与人类学"系列论文第三篇《企业史与人类学》译文如有讹误，敬请学界前辈同仁斧正企业史与人类学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 Scranton）“我们不知道希罗多德（Herodotus）以何种身份游历……作为商人？大概不是，因为他对价格、商品、市场毫无兴趣……作为游客？不，游客旅行是为了休息，而希罗多德在路上辛勤工作——他是一名记者、一位人类学家、一位民族志学者、更是一位历史学家。

2.企业史的研究报告怎么写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在卡普钦斯基看来，历史学、人类学、新闻学与民族志曾在希罗多德的编年史中浑然一体地交融，共同记述着古代的战争、政治、民俗与愚昧。

3.如何写企业史

然而，在他的时代，以及此后两千年的时间里，商业在学术上一直处于正统欧洲历史的边缘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殖民主义的发展，人类学探索了西方的文化和空间边缘不出所料，作为“商业文明”的典范，美国为企业史学科提供了学术土壤和叙事起源。

4.企业史读后感

也为从人类学角度考虑商业行为提供了实践场所，正如充满仪式和图腾的文化展演一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建立联系也受到了强烈的推动，无论是后殖民人类学家重新强调权力、背景和随时间的变化，还是历史学家进行“文化转向”，远离锚定在“过去政治”中的叙事。

5.企业史研究报告范文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感受到了卡普钦斯基所强调的更深层次共鸣（或共同的约束）：“处理其他地方的世界，无论是在很久以前还是在遥远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然而，格尔茨继续说道，“‘我们’和‘他们’对于向后看的人来说意义不同，对于侧身看的人来说意义也不同，当一个人试图同时做到这两点时，这个问题很难消除，而这种情况越来越多。

6.学企业发展史

”如此就不会有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融合，也不会有协调，取而代之的是模棱两可的学科交锋和一系列的概念挪用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或许人类学家希望探索某一历史年代，却不运用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文化历史学家无疑试图借鉴人类学的概念，但很少投身于学习田野调查技术并加以应用尽管如此，相当数量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已经出现，包括一本专业期刊，以及一系列带有人类学色彩的历史论文和专著。

（我不知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否曾为研究和相互启发而进行过合作努力，尽管存在一些联合研究生项目如果确有此类项目，审视其成果或许会很有价值）然而，在所有这些联系中，企业几乎未曾浮现，但这种近乎沉默的局面正在结束。

人类学或民族志与企业史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或许是可行的但我想，这需要完成一项艰巨的双重挑战首先，企业史学者必须提出研究计划，其范围应远比迄今为止的更广泛，涉及非西方、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商业活动与组织场所这将扭转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商人及跨国公司向“别处”渗透的强调；并优先关注那些在欧美主导时期之前、期间及之后保持活跃的地方、区域、跨国网络。

我认为，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在《欧洲与海洋世界》（Europe and the Maritime World）中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标通过他的叙述，读者得以窥见亚洲、非洲与中东地区复杂精密的生产、贸易、信贷与运输体系，而西方人不过是在其中为谋利和寻求优势而奋力角逐。

米勒持续而深入地探讨了印度洋地区的不同文化和习俗，包括仪式、符号、习惯、禁忌和亲属关系，以意蕴深远的方式将企业史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这种从“本土视角”（如区域精英、宗教社群与独立企业集团）出发的叙事，彻底扭转了传统的解释模式，从欧洲人单方面的“主导行为”，转变为东西方在复杂互动中“共同塑造”历史进程。

不可否认，米勒凭借其精熟的多语言能力与对非西方贸易与航运文献的精深掌握，为后续研究者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但团队协作也是可以实现这样的成就

《欧洲与海洋世界》其次，人类学家应当从历史维度对近期大量涌现的企业民族志研究进行拓展在借鉴社会理论中的历史分期方法及前沿理论的同时，强化批判性的学术视角在此过程中，他们或许会发现：将研究视野从后殖民领域重新转向工业化与商业化的西方社会，聚焦其都市商业中心以及那些试图塑造资本主义未来的复杂组织，将大有裨益。

学术考察能够记录并批判这些组织在程序与象征层面的禀赋及其动态演变，并将之置于具体语境中进行考察这种历史性的潜力可以从人类学家何柔宛（Karen Ho）引人入胜的《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和梅丽莎·费雪（Melissa Fisher）精彩绝伦的《华尔街女性》（Women of Wall Street）这两部作品中看出。

何柔宛在研究生初期受聘为证券分析师，旨在进行关于华尔街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却在两年“学徒期”未满时遭解雇她决心深入探索这个充满高压与不安的部落式环境，于是重返“金融市场内部”继续研究了近两年，之后才离开以完成博士学位。

其专著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何氏追溯了20世纪华尔街的言辞、价值观和概念（例如“股东价值”），分析了之前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探索了主要投资银行的制度历史，讽刺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化习俗与期望然后，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视角出发，将自己20世纪90年代的实地考察经历作为历史证据加以回顾。

费雪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她通过档案研究、对资深从业者的访谈，以及在女性金融从业者的行业协会与政治团体中展开实地调研，研究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批投身华尔街的女性群体她的专著按时间顺序展开，从女性的个体经验推及社会背景与制度环境，从庆典活动延伸到支持网络，直至家庭与母亲身份带来的挑战。

全书的核心理念在于女性主义与市场动态的交互性，描绘了在持续变迁的经济与制度环境中，女性几乎总是作为“她者”的境遇何柔宛的著作呈现了一种历史化的人类学，而费雪的著作则列举了一种人类学化的历史，二者各具特色，又同样引人入胜。

米莱娜·维尼斯（Milena Veenis）的《物质幻想：东德人对西方消费世界的期待》（Material Fantasies: Expectations of the Western Consumer World among the East Germans）则对消费习惯提供了另一相关而生动的分析。

在该书中，可口可乐罐头和蓝色牛仔裤在充满怀疑和背叛的冷战文化中占据了突出地位

何柔宛在这段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回应编辑向撰稿人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我如何研究企业与经济；第二，这种研究方法能为人类学家提供什么，又存在哪些局限；最后，人类学家研究中那些精彩与不足之处，是否值得企业史学者关注。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始终以审慎存疑的态度看待商业经济活动，尤其对那些强调理性、规划、效率、成功以及管理者、投资者、企业家远见卓识的叙事与证据保持警惕大量商业活动不过是重复乏味的常规运作，而超出常规范畴的种种现象往往混乱不堪，充斥着不可预测、非理性、矛盾冲突、欺瞒误导、意外后果与灾难性结局，但也正因此赋予了它深刻的吸引力。

从历史角度看，正如帕特里克·弗里登森（Patrick Fridenson）和我所指出的，行为者总是事后为那些非线性、甚至混沌或松散的努力进行理性的排序这些条理清晰的叙事对后继者毫无用处，因为它们歪曲了历史真相，只为构造通向当下的逻辑路径。

因此，恢复或重建历史动态的一个关键是系统整理文献资料，它们展现了行为主体在信息零散、仅凭经验类比、对决策背景与环境认知有限的情境下，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可能性

梅丽莎·费雪 梅丽莎·费雪因此，在我目前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约1942年至1962年）的企业和军方在冷战时期发展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中，我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制度史中出现的各种“理性的胜利”故事，对大量技术期刊文章也是谨慎阅读，但在参与者的回忆录中发现了暗示紧急驱动创新的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故事。

我的研究越深入工程设计部门与发动机试验现场，就越能发现研发过程的复杂性最终，通过查阅已解密的档案文件，以及在测试、重新设计和之后生产过程中起草的项目历史记录，我们发现在一连串的错误、故障，并及时以惊人成本进行修复之后，才产生了可靠的军用飞机发动机。

其中一些管理团队被证明是一贯有效的（例如通用汽车的艾里逊部门和普拉特·惠特尼公司），另一些管理团队更擅长设计和测试，而不是生产（如最初的通用电气），还有一些管理团队只是动力不足，或者过于自信而陷入困境（例如西屋电气、柯蒂斯-莱特公司）。

上述内容与人类学的直接联系很少，但在研究过程中，当我准备在研究生“历史与理论”研讨会上讨论约翰·希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和保罗·杜奎德（Paul Duguid）的《信息的社会层面》（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时，我重新阅读了几位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人类学家的出版物。

这让我更仔细地审视了喷气机技术推进物质文化的一个方面：即法国和美国空军用于追踪正在使用和维修中的喷气发动机，并分析其整体性能的各类表格和操作流程

《信息的社会层面》我从书架上取下了文集《技术的人类学观点》（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并重新阅读了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理查德·古尔德（Richard Gould）和编辑迈克尔·布莱恩·希弗（Michael Brian Schiffer）的文稿。

这使我起草了一篇推测性的文章，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历史上的喷气机技术文献；它可能经不起人类学家的仔细审视，但却在历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激烈的研讨

《技术的人类学观点》接下来，这种研究企业史（显然还有技术史）的方法能为人类学家提供什么？最简单地说，有三件事——与权力的接触，考察动态制度，以及对偶然性的看法从历史上考察企业，可以让我们了解权力是如何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关系中获得、行使、再造及破坏。

在一定程度上，权力在企业中通过惯例和人工物品发挥作用：雇佣关系（包括解雇备忘录与离职面谈）、年度评估、重要会议上的座位安排、产品开发或营销中的预算之争、年度奖金、手工定制的西装、1000美元一瓶的勃艮第葡萄酒、劳力士手表、宾利汽车和顶层豪华公寓。

然而，权力只存在于行使之中，并可能在合并、恶意收购、宣告破产或刑事起诉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这些动态揭露了企业存在的偶然性，就像意想不到的洪水、诉讼或前雇员的报复可以暴露小企业的脆弱性一样尽管大企业可能看起来不朽且持久，但从长远来看，这远远不够准确。

1960年在美国排名前50的公司中，几乎没有几家还在当今的美国大公司名单中，回顾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成员的频繁轮换就会明显感受到这一点目前，该指数的30个组成部分包括微软、耐克、维萨、沃尔玛和迪士尼，而这些公司在半个世纪前都不是经济领袖。

除此之外，企业史可以帮助人类学家领悟失败在资本主义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一个与竞争、创新或等级制度同等重要的维度最后，人类学家有哪些擅长之处是企业史学家应当重视的（我不会去探讨“做得不好”的方面）？这对我来说也很简单。

企业史学家很容易过度关注组织的形式与结构、绩效的定量衡量和企业政治（包括内部的、部门的、与国家相关的）叙述变化是核心所在，而且变化是频繁的然而，通过考虑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可以产生更复杂的分析，这些方面使沟通、身份认同和连续性变得可行，也许它们的膨胀或崩溃在促进或迫使变革时能发挥作用。

企业活动中的这些非经济因素深刻地影响着管理者如何构建和解决问题，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如何重视信息并承诺采取行动，或者企业家如何推测当前的选择和未来的目标它们嵌入在历史学家很容易忽视的制度惯习之中，在关系意象（比如企业作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军事部族”）中出现，并生动地描述了企业生活，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记录增添了活力。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阅读当代企业人类学可以作为一种“敏感手段”，使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和研究企业行为的各个方面，否则这些方面将被视为理所当然，并被忽视这样的阅读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是无价的，并且有坚实的潜力丰富以后的企业史研究。

不过，我真正希望的是，可以为人类学和企业史领域的同事提供持续的机会，让他们在研究和概念发展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确实是一件幸事

安东尼·吉登斯本文编译自Friedman, Walter A. et al. “Opinions: Business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3 (2014): 65-71.

作者简介：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 Scranton），罗格斯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注：1.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立场2.本文章仅用于学术分享，版权归原作者以及出版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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