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娥和田汉的孩子现在怎么样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几个月后，一名与安娥有过感情纠葛的男子，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令他顿时思绪万千。

2.安娥的原名

他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名男子，就是后来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田汉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能够说清楚的，就连他们的儿子田大畏（著名俄文翻译家）也说：“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3.《安娥》

”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地下工作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谭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张良弼，前清举人，曾公派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直隶实业补习学堂(后改为直隶甲种工业学校，现为河北纺织工业学校)，是河北近代史上的教育先驱，辛亥革命后任众议院议员、国会议员。

4.安娥填写了什么歌词

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小时候，安娥特别喜欢听父亲讲《西游记》等神话故事，还喜欢念诵民间歌谣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她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23年，安娥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后成了安娥的第一任丈夫）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

5.安娥是石家庄著名作家填写了什么歌词

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田大畏回忆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

6.电影《安娥》

”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

7.田汉安娥的塑像

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1926年7月9日，安娥新婚不久，就随同丈夫邓鹤皋从天津乘船抵达大连邓鹤皋是她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同学，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当时，邓鹤皋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西城党支部书记，安娥是共青团北京团总支抄写员。

8.田汉之妻安娥

当时，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到大连就任地委书记，安娥则被组织上安排做妇女运动工作邓鹤皋夫妇到了大连，正值大连“福纺大罢工”的艰难时刻那一年的4月27日，为了反抗日本工厂主的残酷剥削和非人待遇，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四·二七”大罢工。

9.田汉安娥的简介

地下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因势利导，将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人权的政治斗争轨道但是，罢工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厉镇压，罢工领导人纷纷遭到逮捕，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厂方采取金钱利诱、重新招工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罢工队伍。

10.安娥和田汉的故事

“福纺大罢工”进退两难，前途未卜邓鹤皋受命于危难之际，到任后，他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7月26日，在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等声援下，日方被迫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复工协议。

8月4日，罢工正式结束“福纺大罢工”影响巨大，被视为“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潮”为了安全起见，安娥和邓鹤皋等人抵达大连之后，便隐姓埋名，借住在黑石礁的王大娘家里白天，安娥深入工厂，与工友们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大家亲切地称呼她“张小姐”当时，罢工队伍里传唱着一首《工人团结歌》，曲调激昂雄壮，但歌词生硬费解，于是，她就采取工友熟悉的语言，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我们工人创造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协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很快，这首歌就成为鼓舞大家士气的号角。

这首新修改的歌词，也是安娥歌词创作的处女作这件事，已被写入了《大连市志》后来，邓鹤皋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安娥与其失去联系，误以为牺牲1936年，误传已经牺牲的邓鹤皋曾找过安娥，此时，安娥正同任光生活在一起。

在安娥的记忆深处，她最感谢的人是邓鹤皋，是他给了她最初的爱情和婚姻，是他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而且，邓鹤皋对她的工作要求很是严格，使她在这段极其艰辛的岁月中，获得了有益的熬炼红色经历和不俗才情征服恃才傲物“田老大”

1927年1月，安娥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同中山大学职员、地下党员郑家康联系上，与之结合郑家康介绍她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由此安娥开始她的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回忆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在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身边担任秘书。

她利用这个有利的位置，收集相关信息，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学生。

同年秋、冬，经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到南国社，同田汉相识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中共文委正积极争取田汉，当年安娥只有24岁，作为党对田汉的联系人之一，她主动热情地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

第一次会面，两人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美术专业出身、文学功底同样深厚的安娥落落大方地与田汉握了手田汉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清秀的眉目间颇有几分英豪气，不卑不亢，举止大气得体，故而很是欢喜。

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老大”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为她“坚韧的记忆力、明晰的意识和生动的笔致”所叹服。

安娥丰富的红色阅历以及不俗的才情让田汉越发兴奋和感动很快，这部描写留俄女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南周》月刊上，田汉在“编辑后记”里做了热情而肯定的推荐，称赞“这样的作品现在是很unique（无与伦比；独特）的”。

据田汉的好友、作家王礼锡回忆，充满革命热情的安娥这一时期对田汉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田汉非常称誉她的思想，自认其思想转变与她有关有一回，宁波某学校请田汉讲演，她陪伴同去，中途几次谈话，就使他的思想转变了田汉是个性格很强的人，而他的个性竟为一个女性所降服，可见这位女性的魄力有多么惊人。

”虽然蒋光慈、阿英、阳翰笙等左翼作家当时也对田汉发生过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生活中，彼时的田汉和未婚妻林维中的感情出现了摩擦，安娥这位神秘的左翼“红色女郎”的出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还是情感上，都深深地吸引着田汉。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这段时间，田汉与安娥的身影时常双双出现在左翼文艺活动中，一个风流倜傥、激情洋溢，一个娴静沉着、襟怀开放。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路一带，不能公开露面，于是安娥就成了他的联络人由于工作上联系的频繁，两人遂产生了感情，并开始同居然而，相恋中的安娥和田汉还是没有形成婚姻关系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未婚妻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

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年初，在感情上优柔寡断的田汉奉母命与林维中在上海南京路福禄寿酒家举行婚礼但婚后田汉仍不时到安娥那里去，也因此引起家庭的纷争同年8月，安娥生下儿子田大畏，但此时正值左翼戏剧运动高涨时期，安娥立即化名丁娜加入大道剧社，参加演出活动。

这一时期，安娥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音乐组”、剧联领导的“音乐小组”、“歌曲研究会”及“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而田汉是这些进步文艺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安娥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

因为常常和田汉在一起切磋艺术创作，她除了发表小说，也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翼剧联的反日演出活动极为频繁，“大道剧社”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安娥凭借自己曾留学苏联、俄文较好的特长，将苏联作家拉普列涅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改编为话剧《马特迦》，上演后轰动一时。

在《梁上君子》等剧中，安娥更是粉墨登场，扮演角色虽然剧社的日子很清苦，有时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果腹，但安娥和伙伴们的工作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频繁的进步文艺活动使安娥无暇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大畏一次，剧社要到苏州去演出，安娥情急之下只得把大畏寄养在朋友郑君里家中。

此时的安娥再也忍受不了和田汉、林维中三角恋爱的痛苦，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田汉听后，非常痛苦，写下了一首忧伤的诗：“你把一切的一切，当作一杯毒酒，你不愿再喝了，你抽身就走，孩子是死了，——那可爱的修（田大畏）！……真是不堪回首啊，一九三一年的秋！”安娥不愿继续陷于感情的矛盾纠缠之中，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她必须从感情泥潭中挣脱出来。

无奈之下，将三个月大的儿子带回了老家河北保定，交给母亲抚养“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

”老母亲坚决不允许安娥离开家，滞留在家乡的安娥真可谓“身心两地”，她潜心研究中古代辩证法，编写剧本《复活》，研读《诗经》，并打算回上海以后用歌曲创作唤醒群众的抗日热情夜深人静时，她常常给远在上海的文艺界朋友金焰、聂耳等人写信联络，关注着外面的世界。

安娥的内心在苦苦挣扎着，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女性，她想早日回到上海投身革命工作；但身为母亲，嗷嗷待哺的孩子又羁绊着她的双腿她甚至曾经两次狠下心来把孩子送到育婴堂去，但母亲的天性又使她旋即后悔，赶紧把孩子抱了回来。

1933年初，安娥终于抛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离别故土返回上海创作的救亡歌曲广为传唱到上海后，安娥继续从事特科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据苏之卉(著名导演唐槐秋的夫人)回忆：“当时，田汉与林维中、安娥发生三角恋爱，吵闹不休后来请阳翰笙、唐槐秋、任光进行调解阳翰笙、唐槐秋做林维中的工作，任光做安娥的工作，才暂时平息下来。

在此过程中，任光与安娥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了婚”此后的4年时间里，安娥和任光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安娥为《女性的呐喊》、《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们开》、《我们不怕流血》、《抗敌歌》、《战士哀歌》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

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更是历经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渔光曲》创作于1934年，由任光谱曲，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主题歌也随之传唱全国，家喻户晓。

安娥在遣词炼句方面颇见功力，《渔光曲》的歌词既渗透着古典诗词的传统风貌，又糅合了现代生活语言的质朴清新，鲜明地描绘了渔村破产的凄凉景象《渔光曲》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首歌，且参加莫斯科影展时获得了荣誉奖，安娥的声誉也随之而驰名海内外。

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一个插曲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安娥最著名的救亡歌曲当属创作于1936年、任光谱曲的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简洁明朗、铿锵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时不屈的中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

这首《打回老家去》唱彻中国的大江南北，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安娥和聂耳合作创作的那首妇孺皆知、琅琅上口的《卖报歌》，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真实故事当时，聂耳对上海霞飞路上一个卖报小姑娘悦耳的叫卖声非常喜欢，听着颇像一首动人的歌。

这个小姑娘家境贫寒，全家就靠她卖报挣点钱以维持生活聂耳很同情她，就决定创作一首《卖报歌》聂耳把这个想法告诉安娥，安娥很快就写好了歌词聂耳谱好曲后，找到卖报的小姑娘，当面唱给她听小姑娘听了，高兴得拍手叫好，并说:“聂耳先生，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能唱出来，我就可以边卖报边唱了。

”聂耳回来就与安娥商量，安娥在歌词里添上了一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歌一边卖报，报纸卖得又多又快鲜为人知的是，安娥1933年还曾经为电影明星胡蝶写过一首歌《最后一声》事情源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某报刊登了一首诗，内有“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一回”之句，指责张学良和胡蝶在国难当头寻欢作乐后来，胡蝶在《申报》刊登了辟谣启事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迹，1933年3月，胡蝶在自己当选“电影皇后”的庆祝大会上演唱了这支充满报国之情的歌曲《最后一声》。

歌中以一个舞女的口吻，告诫国人勿忘沦陷后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唱出了“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的高昂曲调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辗转来到武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继续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抗战歌曲的创作。

其中有冼星海谱曲的《我们不怕流血》、《山茶花》、《战士哀歌》、《抗战中的三八》、《六十军军歌》等那首激励抗日将士、威震敌胆的《六十军军歌》，是冼星海和安娥应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之邀特意创作的，对开赴抗日前线的云南部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在武汉期间，安娥还投入到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中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10月武汉失守，安娥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2万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庆在保育会中担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积极为保育院筹集经费，营救儿童，一方面在当时报刊上撰文《孩子们到四川去了》、《进步着的孩子们——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抢救孩子去》等，向社会各界报道保育院的工作情况及孩子们的生活。

她还创作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受难的孩子们》等歌曲1939年初冬，应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安娥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战区鄂北防区枣阳前线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正好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张执一同志来送俘虏，两位战地女记者便借此机会深入到李先念领导的鄂豫边区采访。

一路上，她们边走边问，边听边记，辛勤而敏锐，愉快而兴奋安娥除了进行采访，还为史沫特莱担任翻译这段弥足珍贵的战地采访经历，后来被安娥写成8万余字的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在访问记中，安娥以细腻详尽的笔触和满腔的革命热情讴歌了新四军鄂中部队和游击区如五月榴花一样耀眼的光明，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争爱情不争躯壳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自1931年初，田汉遵守前盟与林维中完婚，“红色女郎”安娥含泪的退出、离开，使田汉一直都沉浸在自责和煎熬的愧疚之中实际上，此后的田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安娥的思念当初《渔光曲》流传之际，正是1935年田汉遭遇国民党上海大搜捕之后，彼时田汉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每天早晨，看守的部队都唱《渔光曲》。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同样的歌词，田汉听了却别有一番感触曾经的点点滴滴刹那间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提笔写下了《狱中怀安娥》：“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

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首诗被林维中读到之后，更加剧了她跟田汉之间的矛盾1937年，任光因创作《打回老家去》被迫害，去了法国学习，安娥与任光由此分手，结束了四年的婚姻生活或许是老天的特意安排，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安娥与摄影家郭静山一家同船，在船上和田汉不期而遇。

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他们的感情再次复燃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在田大畏看来，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选择离婚，“他并不是很风流的人，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哪个也放不下，但那边有妻子有孩子，毕竟是一个家庭，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传统”随后，安娥伴随田汉，辗转于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开码头唱戏”，致力于传统戏曲的创作与改革。

在志趣相投的相濡以沫中，田汉的感情逐渐从林维中的身上转移到安娥身上1940年5月，田汉作为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艺术组组长来到重庆这时林维中带着田汉的母亲和两个孩子田玛俐与田海云前来跟丈夫团聚，刚巧安娥也把儿子田大畏带到了此地。

于是，在田汉经常出入的重庆张家花园中苏文协所在地，林维中鱼死网破地大闹起来，使社会知名度颇高而又特别爱惜羽毛的田汉顿时陷入了窘境1946年5月，田汉与林维中在争闹数载后，终于协议离婚1947年12月，田汉、安娥应台湾泰山影片公司之邀赴台访问。

林维中尾随而至，又在台湾闹了个人仰马翻她先后在台湾《新生报》发表了《林维中致田汉的公开信》和《驳安娥》两文，痛骂田汉是“丧尽良心的人”，并辱骂安娥是“贱货”，致使台湾一些读者误认为“田汉原来是这样一个言行不符的伪君子”。

田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出了万言书《告白与自卫》，先后在台湾《新生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坦陈了自己的“罗曼史”相比之下，安娥在这场冲突中非常低调，只谈转型期恋爱问题的原则，不涉及当事人的具体是非。

1948年2月8日，在答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记者问中，安娥表示她佩服田汉的坦诚，认为田汉的“告白”可以让读者洞察社会的病态，而让青年人对此“戒惧惊惕”有人劝安娥不要扰乱田老大(指田汉)，她说：“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同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相濡以沫谱写新篇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组建了一个革命家庭，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2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

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1949年至1954年，安娥与田汉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

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

“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几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

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吗？”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沅：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

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

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

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地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

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汉”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

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

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结束语安娥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涉及领域甚广：歌词、歌剧、诗剧、话剧、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评论、美术评论、儿童文学、翻译等；数量大，据田大畏近10年的收集，得知安娥约有180万字作品；质量如歌剧《孟姜女》、《洪波曲》等水平线以上的作品，也起码在20部（篇、首）左右。

但迄今为止世人对安娥的研究还欠深入最早研究她的是天津女性文学研究家盛英，曾写有《安娥与田汉》一文2008年9月，《石家庄日报》记者王律又编写了《安娥与田汉》一书，收集了不少关于安娥的资料，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该书题词：“烽火岁月里成长的燕赵才女，爱情悲喜中写就的人生大戏”，为安娥的一生作出了准确生动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