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所见之处皆是美好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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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教授）作者简介：张旭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晨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国家在“形”上的确立，接下来要着手的是新国家新形象的塑造，使新国家在较短时间内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最终使其在“质”上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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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这是新中国史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鼎革巨变的历史阶段此阶段，党团结带领人民彻底扭转了旧中国愚昧落后、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在“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上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树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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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形象问题虽有一定研究，但在整体性探讨方面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拟从新中国形象建构的历史起点、方法策略及显著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对此阶段国家形象的宣传与塑造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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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睐”与“疑虑”并存：新中国形象建构的历史起点 建立“新中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对此一直有着不同的构想所以，在党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时，许多人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心存疑虑，这实际上是新旧政权更迭出现的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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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国性革命的胜利以及筹建新中国工作的展开，人们对共产党和新政权有了更多了解，逐步开始接纳“新中国” （一） 农民对“新中国”的初步认识 在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始终处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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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好转，从1947年起党首先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获得了土地，故农民是最先接纳“新中国”的“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这是农民分到土地后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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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当他们轻易从党和新政府手中接过世代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满足自然溢于言表，而随后出现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又进一步令其体验到翻身的愉悦由此产生了感激和报恩的思想感情，一种朴素的认同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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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在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广大农民欢欣鼓舞，表现出无尽的喜悦北平南郊的农民刘建山说：“我活了一辈子，头一回听说产生咱们人民自己的国家以前蒋介石可把老百姓糟塌坏了，国民党的政府咱穷人那能进衙门讲理……咱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今后也过几年舒心光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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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化沙岭子村的全体农民在给毛泽东的贺信中写道：“今天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这以后老百姓能过安生日子，乐的我们真不知道应该咋向你说好了反正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实心眼的拥护您！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这些朴实且真挚的语言，表现出农民对“新中国”的由衷认可。

但是，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在大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这些地区的农民不仅对党的政策没有太多了解，相反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对“谁养活谁”的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在心理上仍存在受地主“恩赐”、靠地主“赏饭吃”的错误思想，因此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新中国”存有疑虑和担心。

（二） 工人对“新中国”的初步认识 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也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一些工人对共产党和新政权仍抱有恐惧和疑虑“男工怕受训当兵，女工怕不让穿花衣服，怕强迫扭秧歌”，“怕共产党斗争，怕共产党实行‘配给’老婆，怕共产党关闭工厂使他们失业，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国民党回来”等，甚至也有工人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好坏，解放不过是换了一个统治者”。

这一方面是由于旧社会中工人的成分极其复杂，既有为生计所迫的穷苦百姓，也有地痞流氓等黑恶势力，还有个别潜伏的国民党敌特分子，他们的思想鱼龙混杂，阶级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长期以来的工作重心都在农村，而广大工人往往工作和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中，部分人受政策宣传和辐射范围的局限，他们非但不倾向于共产党，反而在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下害怕共产党，对未来生活感到惶恐。

不过，这种状况在工人对共产党和新政权有了初步了解后即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开始青睐“新中国”特别是那些解放比较早的工人，他们率先接受了政治启蒙教育，感受到新社会的新变化，因此积极拥护“新中国”1949年9月，在听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消息后，北平电话二局的全体职工纷纷表示：“过去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人民，现在我们自己的政府诞生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时代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参加人民政协的工人代表张福林在谈到新政府时高兴地说：“是咱们自己的政府了大家想想，多少年来，那曾有过这样一个政府，是给工人和劳动人民撑腰的，多少年来，工人受压迫，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民的政府呵！” （三） 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初步认识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阶层，他们始终对“新中国”怀揣着自己的理想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全国解放前夕选择“抛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但只有极少数左派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新中国”的，因为这是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革命成果；而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青睐和认可，主要缘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憎恨。

这一点在知识分子响应“五一”号召的联合声明中已有体现，他们指出：“十二万分的不幸，今天独裁卖国贪污残民的暴政，造成了普遍的饥饿、破产、恐怖、混乱的局面，使全中国人民陷于旷古未有的灾难，直接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剥夺每一个人的任何的公民自由。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感，他们渴望建立“新中国”，只是这个“新中国”并不特指我们党领导的新政权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知识分子虽然选择留在祖国大陆，但对“新中国”仍有疑虑，他们担心从山沟子里走出来的共产党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担心共产党进城以后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堕落。

不过，这种认识并非一成不变,通过与党的接触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知识分子的疑虑开始逐渐减退1949年6月，在解放区待了一个半月的剧作家顾仲彝说：“中共各级干部们，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热情诚恳，吃苦耐劳，谦虚坦白，坚定乐观……他们朴素简单的外容正象征着新中国必须从艰苦中建立起来，自力更生。

”历史学家陈垣当时也说：“从解放以后，我静心的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习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主要是共产党的作风感化了人”，把知识分子同共产党之间的“鸿沟”填实了，使他们逐渐消除疑虑、开始青睐“新中国”。

（四） 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初步认识 相较于国内而言，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认识是褒贬分明的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恶意诋毁和污蔑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其中不仅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民主政治诋毁成“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外来制度”，同时将美国所企图在中国今后组织的封建买办势力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叛国活动美化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的复活。

这实际上是“美帝侵略中国失败的供状和破坏新中国的新阴谋”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充分肯定捷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力报》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余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正变成在苏联领导下的，世界反帝和平力量阵营的一个坚定而越来越强大的部分。

”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也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和平阵营力量“增加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中热爱和平的民主进步人士也对“新中国”极为赞赏1949年6月，在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主持之下，纽约召开了“庆祝新中国——拥护和平的战友”大会。

大会贺电称：“我们，进步的美国人，在纽约集会，庆祝新中国——美国人民在拥护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战友，欢庆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常胜的解放军的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是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人，我们知道你们的伟大胜利加强了世界和平、民族独立和各国的主权完整。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受种种条件限制，新中国当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并不密切，因此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 二、宣传与塑造：新中国形象建构的方法策略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新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崭新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又如何迅速地消除国内外的种种疑虑和担忧，进而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纳、被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呢？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为此，党和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从内宣入手，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建立宣传网制度 新中国成立时，“公开持枪的敌人虽被消灭，暗藏隐蔽的敌特在美蒋指使下仍在继续其破坏活动”其中，“捏造和散放谣言，以扰乱人心，破坏国家的秩序”就是主要的方式之一。

而民众当时的政治水平普遍尚未提高，甄别谣言的能力十分有限，这就不可避免使国家形象受损，影响甚至破坏新政权的巩固为击退这些反动舆论攻势，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1日正式发布《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

该《决定》提出：“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宣传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直接任务，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鼓动人民群众学习模范经验，积极完成任务，并经常将人民群众中的情况向党的组织报告，以便帮助党的组织决定各个时期的适当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 。

报告员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作关于时事、政策、工作任务、工作经验的有系统的报告”，“每个报告员每两个月必须向城乡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群众）的集会和代表会议作至少一次政治报告”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布相关指示推动宣传网制度的建立。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网建设运动开始兴起在此过程中，各地采取了重复法、传染法等宣传方式，注重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同时，在宣传员的选拔与培训、先进工作经验的推广以及宣传工作效果的检查等方面，也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制度。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全国共有宣传员379万多人，报告员75000多人”可以说，“一支有组织的经常起作用的强有力的宣传队伍” 已经发展起来，由这支队伍组成的强大的宣传网自上而下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基层单位和社会组织。

这对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宣传工作，增强党和国家在社会基层的影响力，构建良好的新中国形象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建立相关外宣机构，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统一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从事对外宣传管理的机构——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

此后，又相继成立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中央外事小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际宣传领导小组等专门指导对外宣传的机构，统一管理对外宣传工作，并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基本体系次年初，中共中央又下发《关于改新华社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和《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两份重要文件，这说明新华通讯社由战争年代党的宣传机构，转变为新中国集中统一管理的国家级通讯社。

为担负好党和国家的宣传重任，新华社当时在国内各分社设专职对外报道记者，扩大报道面，继英文广播后陆续增开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专线广播，定时、定向对外发稿，同时还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寄特稿，向境外200多家供稿对象提供新闻图片。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就国际宣传和新闻报道问题进行批示时强调：“新华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到1956年新华社不仅在国内的规模大增，在国外的通讯基础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莫斯科、平壤、伦敦、开罗等19个城市建立分社，覆盖范围不断扩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通讯网络，使新中国同国外的交流日益畅通，为对外宣传广播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对外广播管理方面，1950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国际广播编辑部，专门负责对国外广播稿的编辑、翻译和播音工作，增加对外广播的语种、节目 1952年8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国际时事宣传工作的决定》强调：“国际时事的报道和评论，完全集中于中央，经中央审查后，统一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

中央其他报纸及各地报纸除刊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外，在未得中央同意和批准以前，不得发表任何报道和评论，如有必要发表者，须先经中央批准”从1953年起，中国广播事业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先对国外广播、后对国内广播”建设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广播事业迎来了新的突破。

特别是大功率广播发射器的大规模建设，使我国对外广播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展，无论是亚洲近邻，还是欧洲远邦，都能倾听到“新中国”的声音 （三） 借助各种报纸、期刊等积极开展内外宣传 新 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新中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各种媒体报道。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对新中国形象建构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例，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笔者对《人民日报》在1949年关于“新中国”的相关报道进行了初步统计其中，标题中含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新闻高达201条（如表1），正文中含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新闻则高达2186条（如表2）。

除“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涉及报道“新中国”的关键词还有很多，比如“新政权”“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等由此可以推断，《人民日报》对“新中国”宣传报道的数量之大这些报道围绕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展开，以此增进人们对“新中国”的认识，这是《人民日报》的重要宣传策略之一。

同时，《人民日报》也特别注重图文结合譬如，在报道开国大典的盛况时，配上了“升旗”“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阅兵”三张图片，既增强了读者的现场感，又使“新中国”具象化，即使是一些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对图片中的信息窥得一二。

不仅如此，《人民日报》还从普通群众的视角出发，报道了为庆祝新中国诞生而忙碌的喜悦场景，以最大限度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如“骑脚踏车的、坐三轮车、电车与汽车的，许多人都带着红星灯笼在往家跑，准备尽快挂出来小红旗在车首飞舞，显得格外紧张。

裱糊铺两日以来星夜赶做，仍不能供应灯笼的需要”除《人民日报》外，《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也都分别对“新中国”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积极鼓励创办期刊宣传“新中国”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亲自挥笔为即将创刊的杂志《新华月报》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半月，由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亲自挂帅的《新华月报》正式创刊，它是新中国第一份时政文献类杂志，主要任务是汇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和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旨在“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

次年1月，新中国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半月刊《人民中国》创刊，它开辟了“当代中国”“文化阵线”以及报道中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和平阵线”等栏目，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同年9月，针对期刊数量少、类别不合理不齐全、区域分布不均衡、发行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党和国家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推动一批新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

在对内宣传方面，有《新体育》《新建设》《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在对外宣传方面，有《中国画报（英文版）》《中国文学（英文版）》《中国建设（英文版）》《中苏友好报（俄文版）》等据统计，从1953年至1957年全国期刊出版种数从295种增至634种，平均每年增长21.65%；年总印数从1.72亿册增加到3.15亿册，平均每年增长17.88%。

1953年中国每人每年占有期刊0.3册，1957年增至0.5册可以说，这些期刊极大丰富和拓展了“新中国”的宣传空间，向国内外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四） 通过举行各类政治仪式强化新中国形象政治仪式是主要依靠心理、情感、认知的象征性活动，具有宣传政治理念、凝聚政治共识、增进政治团结、促进政治认同等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积极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传播新中国的政治理念，凝聚对新中国的政治共识，增进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进而塑造出人民认可的新中国形象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无疑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

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这标志着饱受百年屈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拥有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由此开始以崭新的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后，毛泽东亲自按下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军乐队高奏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首都上空冉冉升起。

升旗之际，108门礼炮分两组，每组54门礼炮，象征政协的54个单位，各礼炮齐放28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走过的整整28年的奋斗历程升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接着是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整个天安门广场乃至整个北京都掌声雷动，人们高举红旗欢呼，共同庆祝新中国诞生此外，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也分别进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从此开始，每年的10月1日成为“新中国”特殊的政治符号，全国各族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1950年9月8日，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要求在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游行，各地驻军参加；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群众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确定13条基本庆祝口号；各报首页刊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并出纪念专刊等。

此后，每年的国庆日前夕，中共中央均会制定和公布相应的纪念办法，这也说明新中国的国庆纪念仪式日趋正规化和制度化当然，也不仅局限于国庆日，每逢建党日、建军日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重大纪年，全国上下都会举行一些政治仪式和纪念活动，它们承载着宣传和塑造“新中国”的重任，镌刻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构成了新中国国家记忆的独特内容。

而广大民众则在亲身参与和不断回忆中，建构和强化新中国形象（五） 鼓励创作各种文艺作品刻画新中国形象文艺在新中国形象建构中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早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同时，他还强调：“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工作重心的转移，导致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发生改变，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出许多描绘和刻画新中国形象的精品力作。

一是电影方面，先后拍摄了一批诸如《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上甘岭》等影片它们以社会现实为素材，在带领人们重温历史的同时，将新中国形象蕴含其中，使广大民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对“新中国”的认识，在当时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二是音乐方面，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譬如，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看着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随风飘扬、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作曲家王莘有感而发，在由北京回天津的列车上创作了《歌唱祖国》，后被周恩来亲自签发命令在全国传唱，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在这首歌中，不仅有“五星红旗”“黄河”“长江”“毛泽东”等带有新中国标识的字眼，而且还有“繁荣富强”“团结友爱”“和平”等代表新中国形象的词汇，这些形象特征与这首歌曲一同流传到海内外，传入广大民众心中又如，1950年6月，陆原和岳仑在赴连队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根据“俺是一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的军旅打油诗创作出歌曲《我是一个兵》。

这首歌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视角，表达出人民解放军爱国爱民的心声，同时通过“来自老百姓”这样最朴实的话语展现出军民团结一心的新中国形象此外，还有《浏阳河》等歌曲也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对新中国形象建构发挥着独特作用。

三是文学小说方面，产生了一批讲述革命故事和刻画英雄人物的小说如刘白羽的《火光在前》讲述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挺进江南的历史事迹，真实反映了人民解放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下，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走向胜利的英雄壮举。

又如，孙犁的《风云初记》从“七七事变”展开叙事，展现了抗日战争初期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曲折历程，反映出冀中劳动人民的觉醒进步和澎湃高涨的战斗热情除了以上这些，话剧、诗歌等也是建构新中国形象的重要艺术形式，它们相较于报纸、期刊等更具灵活性、趣味性，且更容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三、“深入民心”：新中国形象建构的显著成效1984年6月，邓小平在谈及香港问题时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经过新中国成立前七年的努力，我国的国家形象较之前发生了明显变化，新中国形象建构取得了显著成效，人们在极短时间内接纳与认同了“新中国” （一） 国内视角下的“新中国”1. 代表农民利益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伊始，党领导农民迅速完成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农民当家做主。

上海郊区的贫农马进生，解放前一家六口，没有一寸土地在地主的剥削下，他被搞得家破人亡进行土改后，他分得了八亩八分土地，便激动地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京郊的农民刘恒博也说：“咱农民在旧社会根本就没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由此看出，“新中国”已渐入民心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合作化道路等对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部分农民不了解这些政策且习惯于家庭独立经营，因此感到不适应、困惑，甚至是抵触。

像黑龙江一位叫郑秀福的农民就有这样的矛盾心理：“解放后几年来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应该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话但是当他一想到，那盼了半辈子才到手不多年的土地和那匹‘后背胖得象面板’似的大青马要加入社的时候，就动摇了。

”在个人短期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之间如何抉择？这成为当时影响新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因素为消除农民的困惑，党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宣讲和宣传动员，让农民迅速对国家的农业方针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由此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到1955年底，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吉林等省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

截止1956年底，全国农村的高级社共有54万个，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重为87.8%农民对农业合作化政策的积极支持，反映出他们对“新中国”的强烈认同2. 为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民主改革尚未展开，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故而他们对共产党并不十分信任。

正如北京电车修造厂老工人孙玉贵所说：“1949年春天北京刚解放时，我对自己的党——共产党，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那时大伙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心里可嘀咕着：往日国民党还不是尽说这类瞎话福利，非得拿到手里才成呀。

”事实上，这类现象绝非个例，而是部分工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但是不久，在切实感受到新中国的成立给工人的工资收入、劳动条件、劳动保险以及职工福利等带来的巨大变化后，孙玉贵的想法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说：“我彻底认清了咱工人阶级的命运，是和共产党连根儿长在一起的。

” 其他工人的思想也在了解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后逐渐产生了变化，他们由衷感叹：“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工人阶级已作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是千年古树开了花，工人真正当家了”“饮水不忘掘井人”“要努力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来回答共产党、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从广大工人喊出的这些口号即可窥探出“新中国”早已深入他们心中3. 让知识分子感到“光荣和兴奋”的国家新中国刚刚成立，部分知识分子就已经看到新社会“政治清明、一团朝气”，对党和国家当时的许多措施极为赞赏，感觉“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但是，在思想认识上，他们仍有不少波动国学大师季羡林回忆道：“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

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 哲学家冯友兰也说：“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我虽不能确知我究竟进步了多少，但是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随着对新政权了解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开始主动融入新社会、从心底里真正接纳“新中国”，并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

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1920人，申请入党的有605人，占31.5%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291人，申请入党的有106人，占36.4%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31人，申请入党的有53人，占40%。

“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兴奋”，这日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共识（二） 国际视角下的“新中国”1. 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大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先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当邻国朝鲜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时，我国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不仅帮助朝鲜捍卫了民族独立，而且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望1952年8月，在周恩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就极其热情地称赞道：“朝鲜战争，你们打得很不错，谈得也好，顶住美国巨大的压力。

全世界人民都称赞你们，你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1953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庆祝毛泽东六十寿辰的贺信中写道：“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的、自由国家目前已成为维护和平和民主的巨大力量。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新中国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特别是在波兰十月事件中，新中国为其妥善解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赫鲁晓夫承认，“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的新领导。

”随后，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苏波双方在平等的气氛下举行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一言蔽之，新中国已逐渐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名副其实的大国2. 热爱和平、值得信任的国家1954年11月，刚刚访华结束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我自己的印象是，中国不要战争，而是希望通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建立起它的经济。

”尼赫鲁还在有20多万市民参加的加尔各答群众集会上指出，在访问期间，他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正以高度的热情建设自己的国家，为实现五年计划而辛勤地劳动”“无论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都希望和平”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应邀访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会谈公报。

对此，缅甸《全国呼声报》的社论指出：“就会谈公报的精神来说，中国不但愿与东南亚国家友好，而且愿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为世界和平事业而努力”缅甸曼德勒《人民报》的社论说：“吴努总理已亲眼看到了中国不但需要与缅甸人民友好，而且非常热爱世界和平。

”吴努在回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道：“中国是真心诚意希望和平共处的”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

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的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中国地大物博，百废待举，建设事业蓬勃进行，哪里会想到‘侵略’我们对中国和平的诚意，不但是现在，即使是将来也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和形象建构，新中国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树立的意识形态壁垒，扩大了与亚非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得到了他们广泛的信任和支持3. 日益强大的共产主义“活老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国际事务概览——一九五四》一书中评论道：“1954年是中国人民政府威望增强的一年，更是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一致认为中国是东亚大国和世界五强之一的一年，中国于这一年的春夏参加了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这就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为了阻止中国利用亚非会议塑造和展示自身形象，美国从得到会议筹备的消息开始，就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活动，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利用发展中国家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了解与疑虑，大肆宣传、妖魔化新中国的形象。

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则趁机煽动，让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然而，中国代表团的出色表现却赢得了与会各国的广泛称赞，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塑造了新中国热爱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

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得不承认：“通过在万隆的娴熟外交，通过与美国建立大使级接触，中共政权的形象在亚洲国家中得以提高在自由世界里面已出现强大压力，要求减少对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管制，并允许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

”由此可见，尽管双方有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已不再是一味的贬低和污蔑，而是逐渐清醒意识到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对新中国形象的初步建构，使“新中国”从“质”和“形”两个层面得以最终确立。

这既赢得了广大民众对新政权的接纳和认可，增强了全体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也争取到了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民族的声援和支持，为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外部条件。

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写道：“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

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现在，距离毛泽东写下这段话时已过去将近70年，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面貌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那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不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这即需要从历史中找寻借鉴（责任编辑：汪谦干）

END原文载《安徽史学》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关注史学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