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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想起来，觉得真像在做梦临淄四区朱台这个小地方，也不过几条街、一片庄稼地当年我就是在这片黄土地上，热血一头扎进了抗日的洪流那会儿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儿，刚开始在村里“抗先”混个身影，谁能想到后来事情节节攀高，一步一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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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那时候在咱村里，顶多就是四、五个人，大伙儿点头也得偷偷摸摸的，可进展快啊，几个月时间，党员已经能凑一桌牌局了朱长风、朱乐唐那些，后来都成了能独当一面的主儿我记得头回穿上带红五星的小帽子，朱台庄头有老人偷偷偷地说：“这娃子有造化呀！”其实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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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天，组织上发话要开辟更大的工作，非把我派去朱台乡支部书记不可九个村子，跑断腿，每回下乡回来裤腿都是稀泥有一次回家太晚，我娘还埋怨我：“你可得保命要紧！”其实哪能顾得上呢？乡里那会儿有五个村子刚刚冒出党支部，大伙还都处在既新鲜又提心吊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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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区里又来了个通知，要我把支部交给朱贞太，自己转任区里的宣传委员宣传委员这活，表面是给人讲讲革命道理，背地里却时不时要弄些“到底谁可托，谁不可托”的名单那年头，身边的同事可一个个都有故事刘晨光，那个憨厚的小伙子，抽冷子在北高阳牺牲了，有一次咱们一块熬夜抄标语还笑他字丑，人就再也见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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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朱渤海来了，区委书记，可那命运就像风吹落叶，落到日军手里，被扔到抚顺煤矿去了两年多，回来时差点认不出来步子迈大了，掩护也得讲究我到了四区当锄奸干事，表面还说是宣传委员锄奸这活不是谁都能干，讲究一个“看人下菜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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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区的每个村子，我们都是挑最可靠的党员，一对一交代纪律谁敢不服，后果自负要是现在人提起什么“单线联系”，多半当故事听那会针眼大点的事都得放心尖上记忆最深的是桐林那里，敌据点就在咱家门口，整天都能听到皮靴踩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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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跟村里年轻人装着给部队送鸡蛋，把日伪据点的兵力调动和三青团的联络方式硬是摸了出来情报交上去，部队反应很快，几次突袭打得鬼子都不敢随便出来晃悠久而久之，附近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偷偷夸咱：“共产党才是真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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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那些闹革命的知识还得系统补补，不然见了上边来人张嘴就露怯清河县地委社会科特意办了干部班，陈祝兴、张汉卿，俩人一个做正，一个做副，回来就分头搭班子记得我刚开始任社会科秘书那会儿，压根没想到科里会跟县委有个“假警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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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假啊，其实就是干脏活累活的队伍名正言顺守卫机关，其实天天琢磨怎么摸黑端掉特务队王砚田未叛变之前，他四哥王四就混得风生水起，特务队成气候了，没事就偷袭咱们的乡干部县委一咬牙，让我和吕任德连夜带着枪挑人，现烤锅炉水当暗号，村支部同志充当内应，我们不到一小时打掉了这帮人，只让王四几个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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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来十几支枪，自行车、大被子都带回来了第二天，村东头的老太太一边剥蒜一边感叹：“这一仗可解恨了，老朱家孩子不白生！”喝口井水都觉得甜要说抗日形势，1940年日寇也常驻不下几个据点，零零落落，汉奸也没怎么抬头。

我们地盘大，干部走哪儿都是明着“抖威风”可到了1941年，天一下子就变脸王六——其实老早我们就盯着他，可那时候统一战线政策讲究“先收编再看”，实话说，多少人觉得王六这人用不得王六这人，一只眼瞎了，绰号“一眼六”，会耍混世魔王那一套。

他原本是临淄薛家屯的旧盐警，后来拉伙儿拉得风山水起，劣迹其实早在村口的老人眼里都明着收归十团独立营，当营长他还不服，闹得天翻地覆我们刚觉得形势缓些儿，他带着三四十人私自翻回来——很快就在博兴狠狠地捞了一票。

他的队伍三连开，枪支更不缺，连冲锋枪都有了是什么让咱们一次次硬着头皮把他编回部队，还得给他营长当？其实那时大家都知道“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但人心不齐，不出事才怪　王六明着给日本人鞍前马后，熟门熟路地进了临淄城，直接翻身成了保安团团长。

咱们地方的力量被他摸得一清二楚，结果不到一年，临淄变天了十有八九的地盘成了敌占区，多少干部死的不明不白，有的被“软硬兼施”逼得自首那段时候，谁夜里敲门都得心头一颤县民政科、粮食科、好几个干部顶不住压力相继倒戈。

咱们眼看守了一年的家底子都被冲得七零八落领导机关也只能越搬越远，最后连博兴也呆不下去了我印象特别深，转交工作那天，风吹树梢呜呜叫，好像都在替我们难过其实临淄这摊事，败光还不止王六柴家瞳的王立庠本来是新独立营的营长，也撑不住诱惑，带着兵向王六靠拢，幸亏底下那些兵油子骨头硬，全跑回来了。

还有个蒋庆祥，广三区公安特派员，最开始也“慷慨激昂”，结果一夜之间带着十几人倒戈到汉奸李青山那里去了这几年，县里公安局改组，四个科挂着不同的名头，实际上谁都晓得，这警卫队“三十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要负责关押、保卫、甚至直接打仗。

分下去的“特派员”，没几个人能坐到最后有的后来直接变节，有的回家“看老母”，有的则莫名没了下文环境越恶劣，人反倒越得警醒日伪扫荡如狼似虎，三光政策动真格，天天修据点、封锁，地盘愈发小那年夏天，清河军区带兵直打沾化，大伙总算咬出一口气，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时候，很多人都红了眼眶。

可话说回来，大面积流亡避难，组织被摧毁，日子愈发难捱上头一拍板，能跑的干部大批转移，往博兴、广饶去我亲手送过三批人渡小清河，有的不会水，就拿簸箩装三个人，夜里两岸用绳子拉，真怕一个失手人就全没了最苦是冬天，河冻得扎脚，渡完河后只能赤脚跑几里地取暖，不少人从此就落下了风湿、胃病。

问一句，谁不是咬牙挺着？打仗永远不是电影里那样豪气冲天岳家庄的攻坚战，计划打得挺好，变故只在电光石火间，虽然没拿下据点，也叫鬼子汉奸死伤够呛自家伤亡四十来号人，岳教导员、四连连长都牺牲了每当战斗完收拾阵地，看到血迹和弹壳，我都在心里问一句：咱为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冬天追击王六部队那次，我们一路打到李园，敌人伤亡不多，可全区的情绪的确提起来了，老太太们一大早就来送窝头。

清河区后来的肃托，情节比电视剧还神奇主任李人凤亲自带人来逮“托派”，两个警卫递上手铐，县长、科长、通讯站长，你能想象吗，有半夜被敲门拎走那种压抑张渔被一抓，上头立刻换新县长，这场面换做人谁都挺不住我1942年元月当了县长，县政府只剩下七八个人，每科都是“一把手带两帮菜鸟”，双手抓粮、救济、动员、乡政，和敌伪政权斗，你争我抢，说是“政权”，其实半夜爬窗户进办公地都不新鲜。

最后想说，我们那批人，有的倒下，有的叛变，有的还在等家里新米下锅每次夜静时分，窗外只有风声，有时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咬牙硬撑下来的那些失散的同志，那些喊着口号牺牲的人，到底有没有等到春天？谁说得准呢。

还活着的，也只能撒个谎，说一句“明天会更好”，咱就又翻身下地讨生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