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样也行表情包

自东汉中平五年（188 年）严佛调所译 《维摩诘经》 传至中土后，维摩诘便开始了从“白衣居士”的文本形象向“士大夫”“睿智老者”图像模式的漫长华化过程其最早画像由东晋顾恺之为兴宁二年 （364 年） 瓦棺寺所创，但因原作佚失，即便后世很多著名画家模仿却无法体现其精妙，而佛教石窟寺却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维摩诘图像的演化过程。

2.这样也行是什么意思

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 年） 第 169 窟壁画中维摩诘图像时间最早，为袒露上身的胡人形象，至云冈石窟首见披袍的鲜卑胡服贵族形象，再到龙门石窟雕刻中的汉服形象，最终固定于敦煌石窟中程式化的汉服形象，中间夹杂着胡服、汉式褒衣博带和褒衣博带加披袍复合造型。

3.这样也行作文

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研究员维罗妮卡·格尔维斯—莫娜尔 （Veronika Gervers-Molnár） 发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敦煌石窟等地佛教遗存中维摩诘所披袍服亦见于北朝至隋唐墓葬随葬陶俑、壁画及石刻人物，其最早原型应为希罗多德记载的米底亚——波斯 kandys （“康提”或“坎迪斯”），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及显贵也披类似袍服[1]。

4.这样行么

德裔美籍学者艾尔佛雷德·克瑙尔（R. Knauer Elfriede）认为kandys最早图像和实物见于伊朗西北部乌尔米亚湖附近哈散卢丘 （Teppe Hasanlu）出土的公元前9世纪青铜器座和西伯利亚公元前4、5 世纪一座斯基泰墓葬[2]，后传播至很多地区，包括 5—6 世纪中国，反映了 kandys 披袍在广大欧亚地区移步换景式传播与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披袍效应”。

5.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成语

当前学界关于维摩诘图像的讨论多集中于构成元素、呈现模式及经变义理等宏观方面，以及麈尾、床榻、凭几、帷帐、屏风等图像细节[3]，较少讨论披袍的渊源与意义笔者系统梳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等佛教遗存中披袍的维摩诘图像，探讨其演变轨迹及早期渊源。

6.这样也行用英语怎么说

一、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维摩诘披袍形象佛经中记载维摩诘来自东方妙喜国，是金粟如来的化身，是居住在毗耶离城的在家居士，“白衣”“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唯置一床，以疾而卧”“辩才无碍，游戏神通”，辅助佛陀教化众生。

随着 《维摩诘经》 传入中国，维摩诘开始了图像化历程，其披袍形象最早见于云冈石窟，随着北魏汉化及迁都洛阳继续出现在龙门石窟，但披袍领部、幅长、披法多样，反映了多文化交融时期维摩诘形象中国化过程中被赋予的多重内涵。

（一）云冈石窟的维摩诘披袍形象据赵昆雨统计，云冈石窟共有49幅维摩诘形象，其中披袍者有 12 幅，分三期三型两式[4]。（表1，图一：1-4）

1. 三期第一期第19窟（460—471年）；第二期（471—494年）第5窟、第7窟、第11窟、第13窟、第14窟；第三期 （494—525年） 第32窟、第33窟、第35窟、第36窟、第37窟、第39窟。

2. 三型Ⅰ型，合口套衣，系结于颌下如第11窟，第35窟南壁，第32-15龛Ⅱ型，松垮地系于胸前（第14窟、第32-15窟和第35窟南壁门拱上方、第36-3窟西壁北段第一层龛内）Ⅲ型，敞口，仅仅挂于双肩 （第32-11窟北壁，第13-4东壁）。

3. 两式a 式，窄衣披袍内着圆领束带袍服，外披带袖袍服；b式，深衣披袍，褒衣博带汉服外披宽松袍服4. 两款合口套衣和敞口挂肩[5]，前者由带或绳系于颌下或胸前，与大同附近同一时期墓葬陶俑和壁画人物所披系于颌下的合口套衣略有差别。

如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陶俑、云波里路和沙岭北魏壁画墓墓室壁画等，但敞口挂肩式披袍似乎多限于云冈石窟（二）龙门石窟中的维摩诘披袍形象共有130余幅，主要见于第二期（正始之后至神龟年间（504—520年）和第三期（神龟元年至北齐天保二年（518—551年）洞窟。

（表2）前者如慈香洞、莲花洞和路洞，后者如天统洞古阳洞和宾阳中洞亦见维摩诘披袍，款式与云冈第 6、第 7窟维摩诘相近[6]但龙门石窟维摩诘未披袍形象远多于披袍形象，可见，汉化背景下对其外来族属的表现明显少于云冈。

合口套衣与敞口披于双肩的款式并存，反映了龙门石窟在接受云冈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他地区的影响，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三）敦煌石窟壁画中维摩诘披袍服形象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被认为是华化范本[7]，包括纶巾披氅、坐榻探身与演教、持麈尾等披氅有两型：披帛型和披袍型（表 3） 披袍型分为站姿和坐姿两型立姿较少，如图三，身披枣红色及踝披袍。

坐姿居多，袍幅覆地，领式分为翻领和边领翻领分为长方形和长形，如第 276 窟 （图二） 和第 380 窟边领实为通襟镶边，镶边颜色与袍子不同袖子有两式：一是长而较窄，普通衣袖状二是宽松而较短，类似半袖，如第314窟、第220窟（图三）、第61窟。

披法有二，披于双肩和披挂于双臂弯，后者如第159窟、第138窟、第103窟和第420窟颜色多为红色系，个别为白色前襟、袖部、下摆有色差鲜明的镶边，领部、袖部、幅长等元素略有差别，暗指其最早的草原游牧渊源或特殊的宗教情境。

（四）其他石窟及佛教遗物中维摩诘披袍形象石窟主要有巩县北魏晚期石窟和天龙山石窟第3窟，石刻造像如五台山，其他造像则见于博物馆收藏。（表4）（图四、五）

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维摩诘披袍主要特征目前，学界关于维摩诘披袍的描述主要有，“身披重裘”[8]“肩披绛色裘褂”“裘衣”“穿鹤氅裘”“外披氅衣”“上围大氅”“披肩”等，与披肩、披帛、披风、大氅等在结构和属性上最大的区别是有两个不具实用性的“空悬”状袖子。

“重裘”“裘褂”原本指用厚重保暖挡风的动物皮毛制成的外衣，但云冈、龙门和敦煌佛教石窟维摩诘所披袍服也有轻便的布帛类质地，有的用绳或带系于颌下或胸前，有的则两襟敞开、两袖空悬，亦非实用于挡风保暖，应有其他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图像的共时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维摩诘所披袍服形象并非孤例，亦见于供养人形象，如龙门石窟来思九洞北壁礼佛图中披袍男子像，敦煌石窟壁画则出现较多1. 敦煌石窟壁画男性供养人披袍形象（表5） 北周第290窟南壁下层供养人合口套衣状披袍 （图六），与维摩诘披袍造型明显不同，与龙门石窟北魏供养人披袍相似 （图七），带有北魏墓葬披袍风格，如偃师北魏墓葬出土披裘陶武士俑 （图八、九）。

陕西关中地区、宁夏固原等地北周墓葬所见俑像披袍多为及膝短款且裹身，与厚重的头盔搭配，似与频繁的战争环境有关隋代第303窟中心柱和北壁前部右侧男性供养人均为白色披袍，但前者为通肩镶红色边，后者为长三角形黑色翻领。

2. 敦煌石窟壁画女性供养人披袍形象 （表 6） 隋代第 303 窟北壁前部、第 304 窟 （图一〇）、第 390 窟 （图一一）、第305窟、第407窟、第298窟和第 303 窟，隋末唐初第 389 窟南壁下部。

3. 其他人物北周 290 窟人字坡东坡梵志戴卷沿毡帽，披大衣，抱襁褓中太子步入神庙太子赴学中教师（立姿和跪恣） 皆披袍，空悬的两袖清晰可见东坡相师手抱太子，头戴合欢帽，帽后垂发辫，“鲜卑族索头的特征”[9]。

而国王则头戴合欢帽，脑后垂发辫，是鲜卑特有发式，着翻领袍服，脚蹬笏头履，垂绶带此外，新疆吐鲁番伯西哈石窟第 3 窟高昌回鹘时期维摩诘经变图像中维摩诘外披土红色对襟大袖襦，领口袖口镶绿色边中堂大像披挂一件外衣，而且外衣上的花斑纹饰及其滚边所用暗示动物毛的笔触，仿佛意指此处衣物是兽皮缝制[10]。

与敦煌98窟（底稿 SP76 或 CH.00144）、108窟维摩诘披袍类似（二）文献互证性有关维摩诘的佛教经典多集中于令人敬慕与向往的玄理和不二思想[12]，对于其披袍图像则描述较少如圆仁记述的五台山维摩诘披袍形象，开成五年 （840 年），他“从台西下坂，行五六里，近谷有文殊与维摩对谈处……东头置维摩像，坐四角座。

老人之貌，顶发双结，幕色素白，而向前覆，如戴莲荷；着黄丹衣及白裙，于衣上袭披皮裘，毛色斑驳而赤白黑两手不入皮袖，右膝屈之着于座上”[10]其他文献材料可以佐证的还有 《抱朴子·内篇·杂应》所载“重裘”[11]，徐灏所言“鹤氅”[12]，《晋书》卷七十九《谢安附安弟万列传》描述东晋宰相谢安弟弟谢万“著白纶巾，鹤氅裘”[13] 及唐李白[14]、李中[15]、苏东坡”[16] 等诗歌所述，明清时期仍有相类之衣[17]。

三、维摩诘披袍形象早期渊源蠡测如开篇所言，与披袍造型相似的kandys最早见于希罗多德关于波斯人的记载，当冈比西斯派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去埃西欧匹亚时，“要他们带着一些礼品，即一件紫色的袍子、一挂黄金项链、一副手镯、一个盛着香膏的雪花石膏匣和一瓮椰子酒”[18]。

色诺芬笔下出行时的居鲁士就穿着全套的米地亚盛装，包括一件紫色袍服、一件kandys披袍，他劝说周围臣僚也这样穿[19]米底亚kandys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随着米地亚人从南俄罗斯进入伊朗西北地区而传入，后被波斯人吸收，如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石刻图像中就有米底亚人双手捧kandys袍服进贡的场景，更多的是身披kandys袍子的波斯人和米底亚人形象，两袖空悬，有的领部、袖部、前襟与下摆饰皮毛镶边，由绳索或垂饰固定于胸前，或两襟敞开，挂于双肩，颜色为红色和紫色 （象征武士之勇猛）[20]。

据载，波斯人打仗时就会扔掉身上所披紫色披袍，勇往直前骑兵们也这样穿，只有在国王大阅兵时，出于安全需要，披袍者必须把胳膊伸进披袍的袖子里，这样就能看得见双手，加上袍服长及踝部，以此来防范对国王的任何不端企图 [21]。

这种特殊款式之所以经久不衰也是出于皇室安全需要但原本厚重的皮毛质地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气候温和而换成轻薄的布帛类，加上皮毛边为装饰（一）米底亚披袍伊朗西北部乌尔米亚湖附近哈桑卢丘发现的一个公元前9世纪青铜器座上有一侧面人物，肩披袍服，两袖空悬，手臂从胸前伸出，应为当地制造，这是首批伊朗部落所造之物，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米底亚kandys披袍图像[22]。

公元前8—前 6 世纪克兹潘陵 （Qizqapan） 米底亚浮雕中国王与祭司手握象征权力的弓箭，面对火坛而立，祭司身披及踝kandys，两袖较窄较短，空悬于身体两侧（图一二）克瑙尔认为，米底亚 kandys又传至斯基泰、萨尔马提亚等伊朗系游牧族，再传至帕提亚、希腊、贵霜等以及中亚一带[23]。

（二）希腊艺术中的kandys披袍如Bryn Mawr藏约公元前475年希腊彩陶杯上的波斯人肩披带纹饰的皮毛质kandys披袍，两袖空悬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石棺中与雅典人作战的波斯人亦穿kandys，长长的管状袖子飘舞在空中，其中一人身披杂色皮毛状kandys [24]。

据色诺芬记载，希腊人也穿长衣 （不带袖子，像披风） 或外衣 （带袖子）他特别强调 kandys 带袖子希罗多德描述“巴比伦的服装是从肩到脚在最里面穿一件亚麻的内衣，外面套一件羊毛中衣，最外面还要披一件白色的长衣”[25]。

这种长衣在古典文献中经常出现，甚至女人也穿，尤其是隆重场合，如女人们每年前往安弥克莱去祭奠阿波罗时都会穿这种外套[26]（三）波斯遗存中的kandys披袍主要见于宫殿或陵墓石刻图像或雕像、印章与钱币等遗存或遗物，披袍者有国王、总督、显贵和麻葛（Magi，祭司）等多种身份。

1. 石刻图像或雕像 （表 7） 主要有：波斯波利斯阿帕达纳宫殿石刻、达西利乌姆出土的石刻（图一三）、Naqsh-i Rustam薛西斯墓石刻、Tãq-eBostãn石窟[27]及土耳其Qeisariyeh石刻（图一四）。

2. 钱币 公元前 378—前 372 年波斯总督达塔米斯（Datames） 在乞里西亚索斯（Tarsos）发行的银币正面为巴力主神，背面为达塔米斯身披kandys袍服，持弓坐于脐石（Omphalos，意为“世界中心”） 上［28］。

受希腊影响的波斯铸币也有类似组合，即正面为国王侧面像，背面为坐姿披袍人物，向左或向右坐于脐石之上，左手或后手持弓，两袖空垂于身体两侧，被称为“牧人持弓像”（或为国王持弓？）此种组合遍见于阿克萨斯一世 （Arsakes Ⅰ，前238至前211） 至弗拉塔特斯（Phraataces，公元前 2 年至公元 4 年） 等17位波斯国王所铸德拉克马银币，以及从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10—38年） 至阿塔巴努斯四世 （ArtabanusⅣ，216—224 年） 18 位反希腊时代国王所铸德拉克马银币。

此外，前125年查拉塞尼（Characenes） 成为帕提亚王朝附属国后，赫思帕欧希尼斯王（Hyspaosines） 和梯拉依俄斯二世4德拉克马银币（公元前64—前52年）以及萨那巴雷斯（Sanabares，50—200年） 银币皆为此组合[29]。

3. 封泥 波斯波利斯出土封泥 （图一五） 图案表现的是火祭仪式[30]一位麻葛头戴高帽，掩口，右手执巴萨姆，左手拄杖，面前桌子上放着捣制豪麻的研钵，左边为火坛，画面上方为双翼日盘[31]类似组合见于安纳托利亚印章和波斯波利斯印章。

至于祆教祭司为何披袍，与游牧渊源有关，什么时候又不披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语概言之，维摩诘所披袍服形像初始于东晋顾恺之笔下，首见于云冈石窟，发展于龙门石窟，成熟于敦煌石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汇时期一个佛教文本人物从印度“白衣居士”到中土“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图像化的演变历程，其中披袍形象更显现出复杂的源流与嬗变。

从更早渊源看，维摩诘披袍与伊朗系游牧部族kandys有关[32]，随着阿契美尼德和帕提亚波斯与其他地区交往而广泛传播，出现在广大欧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改造承转[33]，绵延相当长的时间，其变体沿着东西两大方向不断迁移，影响甚至留存于今。

在中国则被本地文化借用、改造与交融，出现在道教、佛教、祆教等多元宗教语境中，遍见于贵族墓葬、石窟壁画或石刻图像及绘画艺术中[34]，其功能由最初的御寒保暖演变为高贵身份的象征，再到大众化世俗服饰，展现出kandys披袍的全球传播过程中的中国化发展模式。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提供，作者杨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5年第1期，阅读原文请查阅当期杂志维摩诘经正版原著无删减白话文佛教经典佛教入门畅销书籍￥29.9购买北魏造像题记：龙门二十品【拓片】洛阳龙门石窟高清原大原碑帖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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