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愚钝木讷，不善表演，喜欢幕后，最怕前台。秉赋如此，本应安守一隅，平静度日，然少不更事，也曾和舞台结缘，在那一方“热土”上现身露脸，出尽“洋相”。而那些人和事，一旦想起，仍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

初缘舞台，与一位叫景宗的老师有关。老师姓杨，杨嘴村人，是一名拿着极微薪水、队上记着工分的民办教师。他1975年春初聘民教，到冬天时，便调深沟小学任教。我1977年秋入深沟小学上四年级时，他即成为我们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到了第二年春天，学校要在“六一”演一台节目，各班为此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内容几乎都是“你办事，我放心”、“除四害”之类，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我们四年级也不例外。为了能在“六一”给全校师生奉献一个像样的节目，景宗老师默默筹划了好几天，最终在一本儿童杂志上选中了一幕话剧。话剧很简单，一男一女两个同学，在上学路上，通过对话共同声讨“四人帮”，决心长大后，甘为“四化”献力量。男女演员很快被锁定，女演员由新王庄一位名叫红娣的女生担纲，而男演员，则选中了我。我胆小腼腆，不善言辞，根本不具备表演才赋，不知道老师为啥要选我？加之，那个年龄段，又绝不与女生说话，让我和一位女生搭挡演戏，面子上很是窘迫，心理极不情愿。已是春末夏初，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而排练时间，大多又是下午。其他同学都在上课，只有我和红娣同学在操场上排戏。因为话剧故事发生在上学路上，我们只好顶着烈日，按照老师设计的台步，边走边演。老师的监督，心理的排斥，与女生对戏的尴尬，不能上课的气恼，加上易忘的台词，拙劣的演技，简单的重复，不大的工夫，汗水就顺着脸颊滴到脚下的浮土里。那次排的戏不知为什么最终没有演成，但从此后，“舞台”的概念却深入到了心底，知道要登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既不是演戏的料，对前台亮相之类就只能暗自羡慕，而不敢奢望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景宗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清晰如昨，也许与这次排戏不无关系。记得景宗老师周一来学校时，天下着小雪，当他踏进校门，一个披着风衣、高高大大的形象便立时刻在我的脑海，至今挥之不去。景宗老师非常敬业，细致的教案，工整的板书，准确的讲解，都表明他是一位极认真的老师。他在黑板上写字，会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粉笔，而无名指和小指微微翘起，就像“兰花手”。他除了带四年级语文外，还兼带全校唱歌，时常见他背着一架手风琴，在校园里走动。景宗老师识谱，会拉琴，当他领着我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多来咪发”地拼谱、唱歌时，我们便大为惊异，兴奋不已。和此前的那些只会领唱歌词的老师相比，感觉景宗老师本事大得多，因而就对他格外敬慕。他唱歌还有一特点，当需要特别示范某一音节时，他的下嘴唇总会微微颤动，每到这时，幼小的我们，总会忍俊不禁地低着头偷笑。有时音乐课上，他把我们排成四排，或成梯形，或成三角形，队列形式变幻多样，演唱便会更加卖力。小学阶段，我学数学不开窍，成绩特别烂，但语文却较为突出。每次上语文课，如遇老师分析课文，必先叫学生试分段，再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几乎是老套路了。而每次的提问，我总能回答得八九不离十，也就能经常听到景宗老师的表扬，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学语文的兴趣。现在回想当时老师选我当演员的理由，可能与语文课有关。印象更深的，是一次自习课，景宗老师先发了大楷本，然后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有一天下着大雪，景宗老师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一位老大娘，一个人艰难地拉着一架子车粪去送。大娘的穿着很旧，也显单薄。经他事后了解，大娘家里困难，日子过得不宽裕。而她的孩子，就在我们班上。这次大楷作业，写得最认真、最好的，正是这个同学。他的大楷，其中有一页几乎全给划了圈。这位同学懂得家里的困难，在学校能认真学习，可见他是一位懂事的孩子。他要求我们在学校认真学习，体谅大人的苦衷，做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孩子们都比较好奇，下课了，我们就偷偷地翻看大楷本，虽然老师当时没有点名，但到底还是让我们知道了他讲的是谁。这件事，让我们对景宗老师尊敬的同时，还多了一份亲近。后来，上了初中，景宗老师就再未给我带过课。再后来，他好像调回本村小学任教去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就说不清他什么时候被辞了民教，什么时候回到队上当了农民。前不久，却突然在城里的某机关大院里遇到他，是为申请养老保险补助来办手续的。握着景宗老师的手，问一句：“您还认识我吗？”他已显苍老的脸上绽开笑容，用三十多年前在课堂上点名时的语调叫出了我的小名。我的心立时颤抖了。

正式登台，是村子里把传统戏唱红了的时候。1980年代初，随着“样板戏”退出舞台，传统历史剧由沉寂趋于回暖。村子里不失时机地把原已解散了的戏班子重新搭构了起来。一时间，山梁沟岔里，到处都能听到传唱“老戏”的秦腔散板。既然有小学排戏的经历，产生上台的想法就不应该，有此举动，就更是不知天高地厚了。说来好笑，自己竟然能一意孤行亮相台口，并不是自己的表现欲，而是嘴馋人家荐台时端来的油饼，或散戏时的团圆饭。说实在话，对于一个肚子里并没有多少油水的少年来说，那散发着胡油香味的油饼，那蒸腾着热气的暖锅子，其诱惑实在无法抵御。村子里似乎有这样的潜规则，如果你不是“戏班长”，荐台的那些吃食，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绝没有权利动手，众目睽睽之下，面子上也不好意思动手。为了那点口腹之欲，我决定豁出去，到台上走一走，碰一碰运气。可接连几次上台都眼瞅着别人按事先准备好的角儿出出进进，也没有接到什么活儿，心里面失落得很。好在这些心事无人能懂，悄悄放弃谁也不会知道。恰在这时，机会来了。一次唱夜戏，后台筹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忽听团长说谁谁今晚有事，其扮演的老员外的“书童”空下了，开戏在即，团长急得直搓手。虽说是一个小角色，但没有了断然不行。救场要紧，他一把抓住在台上乱窜的我，直拉到化妆区，说：“这个这像个书童，顶上算了。”化妆的人二话没说，就开始给我上脸。然后，挑了一顶相公帽儿戴在头上，没有合身的戏衣，就把一件下人穿的戏袍套在身上，戏衣太长，只好在腰间折叠了好几道，用腰带扎紧。梳妆完了，我忙问团长，这书童有啥说的话没有？咋表演？团长说没有啥话，也没有啥动作，就是跟在员外的后面出去就行。戏终于轮到我们出场了。踩着锣鼓点儿，我壮着胆子紧随“员外”从入口处进了前台，当自己全方位暴露在戏灯下的刹那间，心说，这下完了，再没有退路了。我极力压抑着狂跳的心，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员外”在前台自报家门亮完相，坐在台中间一把椅子上时，我便侍立台口一侧，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台下的人似乎不看员外，而都在盯着我，先是有人问这是谁呀？紧接着有人认出了，于是，叫我小名的声音就在台下接二连三的爆响，叫得人很难为情。剧情继续推进，由民安扮演的秀才从幕后进入前台，他先是楞在那里直勾勾地看我，见我面无表情没啥反应，便低下头，抬起长袖遮住脸，做出给我说悄悄话的样子。果然，我听到他低声说：“禀员外，有一秀才求见。”我一下子明白了，慌忙架出进门禀报的姿势，按秀才教的话禀了员外后，原退到台口望着台下的人群傻站着。按剧情，这位书童本只有这一句台词，说完，书童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完全可以从侧幕下去。而我呢？只一句台词还要人家提醒——当然这不能怪我，是团长没有说清楚。可台下的人哪里知道这些渠渠道道？只会笑话我笨得连一句台词都记不住——更丢人的是，只是傻站着倒也罢了，不会影响别人演戏，哪承想，台口高悬的汽灯照得人浑身燥热，内衣里面似有多条小爬虫在蠕动，奇痒难耐，我便开始不停地左右摇摆，想通过肢体的动作达到搔痒的目的。戏场的人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哄”地一声，大笑不止。这也许是今晚最具看点的戏份。即使现在想起来，仍然让人忍俊不禁，后背上的冷汗也会一阵胜似一阵地流下来。事到如今，弟兄们坐在一起说从前，互相嘲弄取笑，这一出便是他们最拿手的杀手锏，一旦亮出，我立马蔫了。这是我与舞台结缘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扮角儿。这段逸事，二十年后，不幸被朋友所知，2004年的春节，他有短信飞临：“当年唱戏当书童，台上难受难为情。若有机会吃暖锅，哪管台上多丢人。”读后，乐而开怀。初中时，音乐老师是同村一位我称二爷的长辈，他曾指点过我们笛子的基本指法。放学路上，放牧期间，苦练不止，竟学会了吹奏秦腔曲牌，并达到了村级吹奏水平。此后登台，便由演戏转行吹了笛子。后来跟随村子里的剧团出庄唱大戏，或串庄唱“牛皮灯影子”，我干的都是吹笛这一行，再也没有唱过戏了。

师范四年，除了学习文化课外，我还选修了音乐。所谓选修，其实是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利用课外时间，让学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训练。音乐选修课，也就是比不选修的同学多了一些视唱，增加了风琴练习，仅此而已。二年级时，学校要举办一次学生器乐比赛，因为自己是音乐课代表，加之课余仍然吹笛子玩儿，音乐老师杨兴华便鼓动我参加器乐比赛。那时的我仍然懵懵懂懂，不要说杨老师不了解我的实力，我对自己到底处在哪个水平也是不甚了了，学校师生器乐方面的整体水平如何，我也不清楚。更为致命的是，我上报的参赛曲目竟是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经典的独奏曲，自己只是在广播里听过几回，既无人指点，也没有按吹奏法苦练过，一些技巧根本就拿不下来，完全是按自己的理解，随心所欲地吹着玩的。这就叫不自量力，用一句土话说，就是“瓜娃晓不得害怕。”不用说，比赛一败涂地，结果不出所料还在其次，整个过程更是丢人。轮到自己出场了，刚刚还雄纠纠气昂昂走上台口的我，被平师礼堂明亮的灯光耀得连眼都睁不开，看不清台下的人，只觉得黑压压一片，本就不清醒的大脑“嗡”地一下，浑浑然一片空白。颤抖的嘴唇怎么也合不拢，舌头、手指都不听使唤，平时还算熟练的曲调，吹了几句后死活也接不下去，只好把那几句翻来覆去地吹了几遍，完了。折身后台，台下竟出奇的安静，既无掌声，更无笑声。也许事出突然，师生们一时还未反应过来，也许他们压根就不会嘲笑一个根本不知道害怕的少年。经历这次比赛，让成长中的我懂得了一个沉重的道理，人是软的，舞台却是硬的，想登台亮相，没有真本事绝对不行。后来，我有幸两次再登平师舞台，效果就大不一样。一次是三年级下学期，1987年6月，学校举办全校音乐兴趣小组的风琴（脚踏琴）比赛。普师、幼师同时参赛，分开评奖。只见幼师班的同学个个盛装上台，而我，还穿着二年级时哥哥买的一件黄军衣，袖口破了，滴溜溜掉着，很容易把指头套在里面，对弹琴极为不利。可马上就轮到我了，换上衣显然来不及，怎么办？事到急处有奇招，我三两下把袖口编起来，虽然看上去袖子短了些，但于弹琴却利落得多。我弹的是《熊跳舞》和《四天鹅舞曲》，因无打折、无间断地弹下来了，这次比赛，我得了一等奖。还有一次是1988年元旦。平师一年一度的元旦文艺晚会正在紧张地彩排，我们三、四年级爱好者组成的乐队，由音乐老师杨文暄指挥，我在其中执笛。乐队的器乐合奏曲《苏堤春晓》《金蛇狂舞》刚一落音，台下观看彩排的副校长杜正杰马上站了起来，紧跨几步靠近台口，大声喊着：“让杨华在晚会上再来一曲笛子独奏。”这属于临时增加的节目，我表面故作镇定可内心还是有些慌乱。第二天下午，负责晚会筹备的沈明辉老师在教室窗口对我说，上晚会的事已经定了，让我抓紧准备。我只好放下功课，跑去找代音乐的柳承录老师。经过几次配合，由柳老师钢琴伴奏的笛子独奏《姑苏行》，便在元旦晚会上正式上演了。这次登台，曲子熟，有伴奏，加上自己已是四年级老大哥了，就再也没有怯场，很顺利地演奏了下来。一些当年在校的学友，不管是不是同级，至今提起我，还有印象：“那个吹笛子的？”看来，舞台还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

参加工作后，登台的机会虽有几次，但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唯有一次，留给我的印象不可磨灭。1993年冬天，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县上举办了一次毛主席诗词朗诵比赛，我作为机关代表参加了。我选的诗词是《七律·长征》，正式比赛前，我天天背，夜夜诵，自认为背得滚瓜烂熟了，也自认为朗诵得有真情，有技巧，得个一、二名应该不在话下，心里面美滋滋的，都已经飘飘然了。正式比赛是在政府礼堂。到我朗诵了，前面还算顺利，可朗诵到“金沙水拍云崖暖”时，一下子卡住了，我大窘。为了掩饰，我装做是麦克风出了问题，低着头只管拽线，等到我想起下句时，时间已凝固了很一阵子。那时，只觉得脚下的台子瞬间破了，条条缝隙向我张开大口，狠不得纵身一跃而消失。这真应了庄子的一句话：“内重者外拙。”用家乡俗语来解释，就是“想得早了，翻起来跑了。”

像这样与舞台屡结屡失的缘分，使我最终没有领略到台上应有的风光，而留给自己更多的，则是如唱戏笑场、吹奏忘曲、朗诵忘词之类的笑柄，以及笑过之后所谓的经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