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品清风，一起读宁波勤廉故事（古代篇）
宁波，自古以来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在积淀丰厚的人文涵养之下，一大批名人英才先后涌现，其中不乏万人称颂、流芳后世的清官廉吏与能人贤士。
上溯千年，无论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南宋时期的范成大、孙应时，还是明朝被称为心学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宋学之后最大哲学家的王阳明，清朝的全祖望、姜炳璋等，先人们都以恪尽职守、鄙贪弃腐的价值取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崇廉尚勤的作风自古便在宁波这片土地上潜移默化、薪火相传。
近现代以来，宁波更是群英荟萃、英贤辈出，有刘崇照、阎世印等从政者，立德扬善、两袖清风，他们勤政清廉的政治理念，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有潘天寿、周信芳等国粹大师，德艺双馨、精益求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捍卫者和传承者；有包玉刚、邵逸夫、项松茂等宁波帮商人，他们不仅开拓进取、海纳百川，而且脚踏实地、实业兴邦，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了宁波精神的源头活水；有童第周、谈家桢等一大批甬籍院士，为开创克隆技术、推进人类基因组研究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也造就了宁波“院士之乡”的美誉……也正是他们坚守着高尚的操守，才攀上事业的巅峰，共同谱写了宁波华丽的历史篇章。
当前，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治国理政和推动改革发展的核心要求，开启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对于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和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此形势下，以古喻今、借史资政，涵养崇德向善、勤廉笃实的价值观念，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此，中共宁波市纪委、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梳理历史脉络，共同汇编出版《皓品清风——宁波勤廉故事》一书。本书按照历史阶段划分，分为古代、近代、现代3个篇章进行编排，展现了历代能人贤士追求廉政、勤政的感人言行和忧国忧民情怀。
“宁波教育”微信公众号将对本书有关内容分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进行连载，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从阅读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读勤廉故事，践勤廉足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陈长官(生卒年未详)，名无考，外地人，籍贯无法查明，五代时赴任宁海县令。作为外乡之人，陈长官把宁海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宁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非常热爱；作为一县之令，陈长官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组织大家开垦荒山，围海造田，千方百计改善百姓的生活。他不畏权势，体恤民情，为民请命，勤政廉洁，正气浩然，是心中装着劳苦百姓的“父母官”。
战乱纷争 心系百姓
唐末农民起义失败后，一些藩镇纷起争夺皇位，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这些政权南北东西各据一方，战乱纷争不断，人民苦难深重。这时的宁海，是吴越王钱镠统治下的一个县。幸亏宁海地处偏远，不是战争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人民还能耕山渔海，勤勉度日。
在钱氏据守杭州时，钱镠一面为了图谋雄并天下，广求国饷，一面也为自己的作乐享受，穷奢极欲，广起台榭。“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为了搜刮更多的财富，钱氏几近疯狂地益赋于民。特别当王位传至钱元灌时，奢侈更甚，再加一场大火，宫室府库、财帛兵甲俱付一炬，横征暴敛，也更厉害，民间怨嗟鼎沸。
当时，陈长官任宁海县令，他把宁海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宁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非常热爱。陈长官关心百姓的生存疾苦，组织大家开垦荒山，围海造田，千方百计改善民生。
赋税繁重 为民请命
宁海地处山陬海隅，受天然地理制约，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贫瘠之地，山多地少、水咸沙瘦，自古逢风调雨顺时百姓尚得温饱，赶上天公不作美则全县百姓生计维艰。钱镠王时向各县加倍征收赋税，百姓苦不堪言，无法生存。任县令的陈长官深感民生之艰，对这些苛捐杂税置之不理，绞尽脑汁地敷衍搪塞，以便为老百姓留下口粮果腹。
有一年，钱镠王特地派遣姓羊和姓毛的两个钦差，来宁海督征。其他各邑的长官，不念民生之艰难削尖脑袋向上献谀，以求上头提携，官运亨通。但是，陈长官反而巧借这一时机为民请命上书，表示宁海山陬海隅之地，土瘠收薄，原定的赋税已难应付，再增赋税确有困难。为了确证宁海土地贫瘠这一说法，陈长官命人四处收集蚯蚓泥，一并送去检验。据说当时增加田赋的依据，是按照泥土分量的轻重来决定的。陈长官为了减轻宁海人民的田赋，冒着欺君皇上的罪名，特意用泥土中分量最轻的蚯蚓泥来证明宁海土壤贫瘠，确确实实不能增加赋税了。
狱中作诗 以死争谏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不幸的是，这事后来被羊、毛两钦差觉察了，他们勃然大怒，当即把陈长官逮捕入狱。在狱中，陈长官饱尝皮肉之苦、鞭笞之刑。即便如此，陈长官宁死不屈，意坚辞激，据理力争，坚信“宁可一身被杀，毋令百姓苦万世。”
在狱中，陈长官仍然坚持上书给钱王，要“念民力之艰难，脂膏之易竭，兴作之事稍稍罢斥，则东南耕山渔海之民，益戴钱氏之恩”。他还附上一首诗，以表自己为民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诗曰：“按则增科不自由，未曾举笔泪先流。高田沙瘦常忧旱，沿海涂咸少有秋。要使茧丝殚地力，愿将骨肉拌枷头。一时种了黄连子，万代令人苦不休。”陈长官以死争谏，始终坚持为民请命，惹恼了羊、毛两人，他们一怒之下，便诬蔑他有欺君之罪将陈长官就地五马分尸。
百姓感念 沉冤平反
悲痛万分的宁海人民举全城之力，捐资出力，铸成金头一颗，连以四躯，以作全尸。人们葬陈长官于宁海西祟教寺山东南，建陈长官墓，墓额镌“履亩铭恩”，意为走在宁海每一亩土地上都要感念其不世恩德。
话说钱王收到陈长官的奏文及诗词时，感到陈长官是位忠臣，既从有利于国家巩固的角度考虑，又为百姓着想，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实属不可多得的国之栋梁啊！于是钱王询问其人在何处。可是，陈长官已经被羊、毛两位差使残害了。钱王得知实情，嗟叹不已，既心痛朝廷失去了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又怕激化民愤，于是特地下诏为陈长官平反，将宁海定为低于望、紧、上、中、下五等之外的剧县，享受低赋额。
从此以后，宁海的田赋非但没有增加，而且有特别的优惠，世代低于邻县的三门、奉化等地。陈长官为民请命殉难后，其他地方每年依旧几次赋税，但唯宁海“税无厚敛”，直至吴越国纳土归宋。到了宋朝末年，宁海百姓一直还享受陈长官以命换来的轻赋遗惠，是陈长官的一条生命拯救了宁海数万生灵。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平江吴县（今苏州）人。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南宋淳熙七年（1180）二月，范成大被任命为明州太守兼沿海制置使。淳熙八年（1181）三月，改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知明州一年挂零，他广施仁政、造福百姓，清理积欠、罢免进奉，种种善举，对于减轻地方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明州民众的拥戴。
进言宋孝宗停贡明州“海物”
淳熙七年（1180）二月，范成大被起用为明州太守兼沿海制置使。范成大赴任路上过京城临安（今杭州）时，宫廷依照以前惯例，派出使者到郊外慰劳，赐银盒茶药，准许服毬文带。宋孝宗指示在后殿引见并赐茶。宋孝宗说：“四川百姓思念你如同身边慈祥的亲人，所以这次让你到沿海地区赴任。”范成大趁机上奏：“前任张津、伯圭、魏王都是皇室宗亲，当时贡奉‘海物’到两宫；我是在外的朝臣，不敢仿效。”宋孝宗听后命令停止进贡，废除明州进奉局。范成大又请求停止魏王移用的数万贯钱以减轻百姓负担，宋孝宗准奏。
文中的君臣奏答，主要围绕着“海物”贡奉的存废而展开。具备贡品级的“海物”，当时主要指车螯肉柱和江珧柱。
随着市场对明州干贝类海产品的索求额度不断加大，自然资源捕捞有限，宋廷在明州专设进奉局，在沿海大面积组织人工养殖，用以供应京城的需要。尽管车螯肉柱和江珧柱肉质鲜美，得到广泛赞誉。但由于朝廷广征民力物力，把负担压在百姓头上, 使得百姓的生活举步维艰、苦不堪言。
范成大敏锐地洞察到了明州百姓的疾苦。赴任路上，他斗胆进言，要求停贡“海物”，停止皇室宗亲移用当地的钱粮。此二奏，均得到宋孝宗赞许与肯定。停止贡奉措施的实施，免除了不当的征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其悯农思想和善举，受到明州百姓的交口称赞。
上奏《论透漏铜钱劄子》
淳熙七年（1180）三月二十一日，范成大正式到任明州。
随后，他向朝廷上奏了一道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奏折——《论透漏铜钱劄子》。“臣闻东南蕃夷舶船，岁至中国，旧止以物货博易，近年颇以见钱为贵。广、泉、四明及并海州郡，钱之去者，不可胜计……且以四明论之：蕃舶所赍，止于青瓷、铜器、螺头、松实及板木之类而已，皆非中国不可无之物，而诱吾泉宝以去，利害重轻，不较而判。臣尝试忘议，以为明州一处蕃舶，岂不可以权住、姑塞漏钱之一穴？”
南宋对外贸易发达，主要以各种手工业产品为主，如越窑青瓷、纺织品、书籍等。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铜钱占重要一项内容，虽然政府禁止铜钱外流，但这种现象终仍然屡禁不绝。明州临港频海，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密切，铜钱外流现象尤为突出。针对这一情况，范成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对策。
范成大认为蕃货多为不急或无用之物，主张停止海外贸易，杜绝铜钱外流。但又提出建议，令蕃舶回程时，亦应购买中国货物，并征收其进出口贸易实物税，方准其住泊。否则，禁其贸易。
防备海盗策略与修建城市图书馆
为防备沿海地区受海盗侵扰，范成大还绘出海界图本，向朝廷奏请，建议根据内地船户海船数量，令以五家为甲，如一船做海盗，其他四户连坐——这是将王安石创议的“保甲法”行之于明州。南宋以来，海内贸易极盛，但未闻海盗之患，多少与范成大这一建策有关。
他重视教育，修葺城市“公共图书馆”——九经堂，以供明州人阅读之用。《宝庆四明志》卷三记载：“九经堂，太宗皇帝淳化元年，诏颁国子监《九经》。二年，守陈充作堂以藏。久而堂圮书散……淳熙七年，范成大守明，诏赐魏王所藏书四千九十二册、十五轴，乃葺斯堂，奉其书西偏，已乃藏所赐书于府学之御书阁。筑堂及奉安赐书，皆有碑记，而陈之碑逸矣。”范成大此举，实为明州“公共图书馆”之滥觞，造福后人，对提高明州百姓的教育文化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孙应时(1154-1206)，字季和，余姚人，年方十九入太学。这有赖于其父孙介“舍馆归训”的严格教育，也离不开孙应时本人的聪慧好学。入太学后，孙应时依旧勤勉读书，日有定程，广结饱学之士，也是在那时师从江西象山陆九渊，悟“存心养性之学”，之后至槐堂受业，兼问学于朱熹，时过三年，年仅二十二岁，登淳熙乙未进士科，登科后，在乡待次期间讲学于越，促进了陆公心学在姚城的传播。这些都足以体现孙应时读书之勤，教书之勤。
廉政辞民财
“三年一榻占清闲，门外苍然是种山。步月迎风行乐地，从今应入梦魂间。”一首《别越中诸生》，昭示孙应时三年短暂授业的结束以及仕途的开始。
初尉黄岩，八百三十多年前的孙应时在黄岩的种种政绩已难以挖掘，《孙烛湖圹志》记载“士民爱之，欲共置田宅留居焉”，《会稽续志·孙应时传》则记“士民惜其去，欲共置田宅留居焉”。爱之也好，惜其去也罢，既然百姓愿意集体出资为应时购置田宅，说明孙应时在黄岩任职期间深得民心，而孙应时对此的反应在两文中则是一字不差，“辞不受”。对于初次踏上仕途的二十五岁年轻官员来说，在第一个任职地就可以名利双收，但他却可以抵得住诱惑，丝毫不为名利所动，体现他良好的学识修养及为政才干，初显其廉。
淳熙十五年（1188），孙应时之父孙介于海陵官舍卒，按惯例，父母弃养，子女应守丧三年，对于官员而言，是谓“丁忧”。于是孙应时离职丁忧，归葬父亲于烛溪湖南潘山之坞，结庐墓侧，仍不忘读书。曾从学的诸生听闻后纷纷赶来问学，他也乐于与之探讨授业。不论出世还是归隐，孙应时既能做到兼济天下，也可独善其身，实属难能可贵。
廉义拒盛礼
守丧三年，读书三年，于绍熙元年（1190）丧满除服，知严州遂安县，后应蜀帅邱崈之邀，入蜀协助工作。临走之时，“邑人不得而留，至于哭送”，这一记述摘自《孙应时圹志》，这样看来，孙应时有着得民心的人格魅力和治政才能，当得起“良宦”二字。
再说入蜀，当时的幕兴元帅吴氏世袭兵权，朝廷深以为患，但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邱崈趁吴氏生病之机，派孙应时借探病为由，探察其军情。吴氏倒是对远道而来的孙应时以盛情相待，且赠之“盛礼十献”，毫无疑问，孙应时拒绝了，并将查探到的军情如实回禀邱崈。于是邱帅立即上奏朝廷另选帅才以代吴氏，朝廷采纳这一奏并任张诏为兴州都统，此后蜀境一方晏然。
历史评价孙应时在此事上“厥功茂矣”。
廉洁遭栽赃
而后孙应时改秩平江府常熟县，据考，现存最早的常熟县志为南宋《庆元志》，该志正是南宋庆元间县令孙应时所修。所谓“乱世筑墙，盛世修志”，南宋本就是风雨飘摇的王朝，在孙应时治下的常熟却有盛世之景，一来体现其实干，将余姚文人的风貌在他乡展示得淋漓尽致，二来也实践了自身主张的“经世致用”。就在孙应时再一次将要任满之时，太守却“以私恨捃摭之，粟累政流欠三千斛见问”，向来勤廉的孙应时被安上这样一个罪名，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幸，百姓对于孙应时一直感恩在心，竞相表示愿意补上这流欠的三千斛，孙应时为此特作诗：“牛车担负愧髙义，岂知薄命非儿宽”。但官民间的这一份相惜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太守还是将此事上报朝廷，最后孙应时被降职罢归。
孙应时的教育经历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精致模板，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传统的儒家教育，孙介曾“家贫无书，自诸经正义，诸子书，战国策，西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百氏文集，异文杂说，悉手抄”。由此可知，孙应时的教材也应该是这些书目，另，自宋以来，从“庆历五先生”到“淳熙四先生”，明州地区文化日益发展，而孙应时常随父至明、越等地，眼界学识得以提升，他与明州的文化世家楼氏颇有来往，与“淳熙四先生”还属同门（都师从陆九渊）。孙应时十九岁考入太学，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同窗、老师都是顶尖人才，也是在此时，拜入陆九渊门下，之后朱熹与之一见定交，可以说孙应时进入了当时最高文化圈。
孙应时饱读圣贤书，融在思想中并加以践行的是儒家文化中精华的德行要求，为官为人做学问，其勤其廉，便是最好的明证。
叶梦鼎(1200—1279)，字镇之，号西涧，宁海东仓上宅人。本姓陈，七岁出继母族，改姓叶。少从学于郑霖。及长，复从学鄞县赵逢龙，天资颖悟，读书过目成诵；南宋绍定五年(1232)入太学。嘉熙元年(1237)以太学上舍试入优等，初授信州军事推官。后曾在袁州、吉州、隆兴等处任地方官。景定三年(1262)升兵部尚书，兼任国史编修及实录检讨。次年，调任吏部尚书。咸淳三年(1267)，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有《西涧集》行世。
免“和籴”苦 民感其德
淳祐七年（1247）正月，叶梦鼎第一次出任地方官，来到了袁州担任转运使。袁州在江西西部，为低山丘陵地区，地瘠民贫。作为管理地方财税地赋的地方官，梦鼎到任前就听说了袁州百姓受“和籴”之苦的事，他到任后首先详细查阅了袁州赋税史籍，了解到袁州因贫困，“和籴”在这里已免了百年的历史。而现在袁州要被征和籴米三万斛，相当于一万五千石米，这对袁州百姓来说是痛苦万分的事。因为和籴米主要是供给军队所用，谁也不能抗拒，其祸害比赋税更严重。梦鼎决心为民请命。他向朝廷奏疏，详细说明袁州山多田少，百姓粮食不能自给的状况，陈述朝廷已免除袁州和籴百年的事实，指出“今开之，百姓子孙受无穷之害，则无穷之怨从之”。梦鼎以“无穷民怨”将会产生，动摇国基根本来引起朝廷的重视，最终使袁州“和籴”免除，同时，为朝廷赢得了民心。
他做了这件大事后，不忘继续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当他查访得知一个读书人献田学官后妻离子散的事，当即作了处理，把读书人所献之田如数归还。当他得知万载有个村，由于历任州官对该村滥设祠庙熟视无睹，以致民风落后，迷信严重，更有一些刁民利用妖惑散播邪说，为害地方，百姓深受祸害。梦鼎查明情况，雷厉风行，毁淫祠，塞妖井，铲除祸民害民根基，切断迷信源头，对刁民进行惩治，对百姓则晓之以理，以教化代替惩罚，讲农耕，重休养生息，治效卓然显现。一心为民，兴利除弊，治民如治家，百姓都称梦鼎是好官。
叶梦鼎在袁州两年，百姓深感其政其德。当梦鼎奉诏离开袁州时，袁州士民纷纷赶来，拉着车辕，躺在车前，不让梦鼎离开。梦鼎非常感动，拱手道谢不已。登船时，船上已插上了士民百姓赠送的彩旗，上书：关节一毫无地入，公廉两字只天知。
建仓济民 口碑载道
对百姓有利的事，梦鼎都尽力实行。建仓济民，梦鼎在吉州任内，用社仓、义仓的形式实行过。这是梦鼎游学赵逢龙时，赵逢龙先生传授的荒政之学在地方的实践运用。吉州与庆元都是鱼米之乡，建仓济民，条件更为有利，而此时的梦鼎更是以宰辅与疆域大臣的身份出任庆元府，更是言出令行。
梦鼎根据庆元沿海城市的特点，在城乡都建起济民仓，专供荒年济民之用，很好地安定了民心。其实这一件事，梦鼎想得比做得更远更深，他深知，他任宰辅的南宋已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庆元是国事危急时朝廷的可靠后方，是朝廷重要的粮饷筹集之地，做好粮食集积与肃清海盗，意义同样重要。梦鼎为政，深谋远虑，体现了他“文行俱美”的治政智慧。当时的荒政学说里有一种称“羡余”的措施，就是用正赋之外的“羡余”杂税充作平籴谷物的本钱，作贮粮备荒之用，当初施行，效果很好。
梦鼎在庆元三年，首功是肃清海盗，使海域靖清，商旅通行，其次是建仓济民，使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再次是建驿站馆舍，使商旅称便，市易兴旺。梦鼎的一桩桩惠民利民的措施取得成效，使庆元成为京城临安重要而可靠的后方基地。
德厚特进 忠耿之臣
咸淳三年（1267）二月，梦鼎办好庆元府及海阃移交任务，因坚持“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为官态度，不愿与贾似道同朝为事，回到台城观聚私第，但度宗皇帝旨下一道又一道，他五次请辞，都批复不准，及至度宗诏令著作郎卢钺，会同台州守臣项采，奉旨“御命劝勉”到私第催促起程，梦鼎才不得不进京。度宗召见梦鼎，特授梦鼎为“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与贾似道分任军国大事。“特进”是朝廷对功德优盛、受人敬异重臣的赐封荣耀之位。而此时的贾似道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呼风唤雨，权倾朝野，但对一身硬骨、忠贞为国的叶梦鼎却始终有几分忌惮。
据传，贾似道在西湖边葛岭建了半闲堂，他借半闲堂落成时，邀叶梦鼎与梦鼎的莫逆之交、后也成丞相的马廷鸾，想拉拢他俩，为己所用。贾似道置酒相待，以酒令助兴。他先行一令，说：“我有一局棋，付与棋师，棋师得之，予我一联诗：‘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梦鼎深知其意，借酒令反讽道：“我有一张犁，付与农夫，农夫得之，予我一联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此前，为利州转运使为人耿直的王介直言罢官，其子请求给以遗泽待遇事，叶梦鼎正大光明、合情合理地给予处理，贾似道却出于“此恩不是我出”的一己之私，罢免了承办此事的部吏，并张榜惩戒。梦鼎对贾似道的胡作非为，态度鲜明，斩钉截铁地说：“我断不为陈自强！”以陈自强的故事直指贾似道正如伐金连连溃败，造成生灵涂炭，国力匮乏，朝野忧惧的朝臣韩侂胄，而贾似道在强敌前屈膝求和、丧权辱国，比韩侂胄又走得更远，实不可同日而语。梦鼎的话击中了贾似道的要害，揭出了贾似道的隐私暗痛，扫了贾似道的脸面。但面对处置王介遗泽事得当、一身硬骨的叶梦鼎，贾似道却不好发作。因为他深知，僵持不利自己，他虽怒在心，也只得忍下这口气。
孙子秀（1212—1266），字元实，号静见，越州余姚县四明乡梁弄姚巷人。据史料和谱传记载，他自小聪慧勤奋，熟习《诗经》，有“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之志。孙子秀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中举，绍定五年中进士，官至太常少卿。他一生为官，勤政克己，爱国爱民，坚如铁石。尤其是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为官清廉，深得民心。
巧斗巫妖 治恶扬善
孙子秀初任吴县主簿时，吴县有一个自称“水仙太保”的人，用巫术骗钱害民，郡守王遂由于胆小而不敢处治之。孙子秀认为食国之禄，理应为国分忧，便奋然请往，他仿照西门豹治邺的办法，先把骗人的“水仙太保”神像打碎，又将其居庐焚毁，然后把自称“水仙太保”的巫妖押解到太湖边，对他说：“你既然自称是‘水仙’，跟水神很熟，那就请你到水府去，告诉水神不要再发洪旱灾难，让百姓能安居乐业。”随即将巫妖扔进太湖。如此一来，吴县再也不敢有人以妖术骗钱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然后，他发动民众取淤泥，筑堤坝，真正减轻洪旱灾难。还有他在淮东任职时，宜兴一带遭遇水患，粮食歉收，孙子秀当即要求总领免去粮税，以减轻农民负担。总领以影响驻军军饷为由，不敢担此责任。孙子秀说，这关系到许多百姓的性命，我岂能为自己仕途而不顾，天大的罪责都由我来承担。在孙的力争之下，终于免去了宜兴的田租粮税，百姓拍手称快。
淳祐十二年（1252），衢州发生水灾，良田被淹，灾民如潮，同时匪盗并作，社会动荡，当地官员束手无策，朝廷急派孙子秀任衢州知府。孙子秀一到任，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桥修堰，补城壁，浚水源，助葺民庐；向邻县紧急籴粮救灾，平价放赈；奏蠲秋苗万五千石有奇，尽代纳其夏税，并除公私一切之浮费；凡坍溪沙壅之田，请于朝廷永蠲其税。不久民用复苏，社会慢慢安定，孙子秀获得百姓的拥戴。
另外对于整治盗匪，孙子秀认为，捕贼之责虽在有司，亦必依靠当地土俗之人，才能够翦惩其首恶，截其奔突逃亡。乃建立社会治保队伍，选用土豪。并表彰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士周还淳等捍御之劳，且向朝廷奏请，乞加优赏，人心由是兢劝。未几，匪盗复起于江山、玉山之间，才七日时间，即由群众自行擒获了四十八个匪徒，押送府衙。一直到孙子秀在衢州之任结束，盗贼终究不敢复动。
不取“五厘盐” 金部好管家
担任庆元府通判时，孙子秀主管浙东盐事。先前，浙东盐场私自规定，每收盐百袋，额外附加五袋，名为“五厘盐”，用来与盐场相关的官员们私分，这给盐民增加了不少负担，但是敢怒不敢言。孙子秀获悉此情后，自己带头不要这种“好处”，并立即奏请革除了这一陋规，给盐民减轻了额外负担，得到广大盐民的传颂。
由于孙子秀政绩非常，特升迁为太常丞。不久改任大宗正丞，迁金部郎中。宋代时，金部归属户部十四司之一，掌管全国给纳之钱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也算是一个“肥差”，主要是计其每年输送之数，归于受藏之府库，以待国家之需用。又考核平准、市泊、榷易、商税、茶盐之数额，损耗，按每年之增亏，给予各州郡的部门以赏罚。在孙子秀到任之前，各州郡官吏以必不可办之泛数，颠倒为奸欺，虚报损耗，欺上瞒下，从中贪赃枉法，公饱私囊。孙子秀与金部其他管事者日夜讨论，仔细核算，向各州郡发放簿册转递以均其输，人人如债切身，不敢私扣，也不用再予催促而输用自足，国库日渐充盈。从中显示出孙子秀计财管理之才能，是一位国库好管家。
直谏上司 得罪豪门
孙子秀为人正直坦荡，不畏权贵。当时，权奸丁大全将任宰相，众多的太学生伏阙上疏，反对丁大全任相。但是，奏疏却被丁大全的亲信扣留，无法直送皇帝。孙子秀知道此事，即向检院索取原疏，径直送给理宗。当丁大全追问时，孙子秀直言不讳说：“送奏疏的是我，如果有罪的话，我甘愿承当。”丁大全也深知孙子秀的为人，又怕事情闹大，不敢将孙子秀怎样。但是，到最后，丁大全还是利用权术做了丞相。果然，孙子秀被降职并调出京城，差知安吉州，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由于孙子秀做事常常得罪一些权贵势豪，时有皇帝的宠臣朱熠连上三疏弹劾孙子秀，朝野舆论也对孙子秀极为不利。开庆元年（1259），孙子秀调任浙西提举常平司。以前，此职由丞相丁大全的亲信担任，此人巧取豪夺，剥夺华亭县百姓盐本钱，充献羡之数（指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搜括而得的羡馀）；不足，就伪造户籍虚摊，致使一路骚动，华亭百姓多因此流亡。孙子秀到任后，发还前政盐本钱五十余万贯，奏省华亭茶盐分司官，制定衡量法，凡多取巧夺者，严加惩处，于是流徙得以复业。此举虽然损害少数权贵的利益，但是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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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铁肩担民生
黄震（1213—1281），字东发，人称于越先生，慈溪掌起镇人。他幼承父教，勤读四书五经，在家种过田，邻村教过书。44岁那年，登上了进士榜，朝廷放官去平江府吴县，当上了一个掌管军事、负责缉捕盗贼兼管监狱的九品县尉。
锐意除弊政
黄震刚到尉司上班，就接到了好几起官家、土豪要求理索私租的帖牒。看了案卷，他颇觉诧异，因为这种民事纠纷按理说应归县令处置。黄震询问下属，又去监所察访，很快弄清了真相。原来当地有些不良富豪、官家为敲诈掠财，泄愤私怨，称霸一方，贿赂尉司官吏，虚告佃户欠租不还，县尉接状就差军人将佃户捕来，枷锁加身，关押“监租”。一位看守老卒悄悄地对黄震说：“‘监租’之人备遭鞭笞，常挨饥饿，不交足租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而当地行政官员熟视无睹，不闻不问。
黄震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不由怒火中烧，决心革除这个扰民、害民并已成习惯的弊端。他顾不得自己官小言轻，理直气壮地申报上司，要求理清官员责权，杜绝尉司助纣为虐、草菅人命的违法行为。同时，他不理官吏反对和阻挠，不睬奸豪利诱和恫吓，将尚押在尉司的“欠租户”一一放归，并申明尉司今后不再受理这种案状。
经黄震努力，尉司整顿取得成效。军人专心演习武艺，全力侦破刑案，豪民黠吏也不敢通过尉司去干枉法之事，当地穷苦平民更是拍手称快，都说黄震是一个敢作敢为的清官。
诤言谏皇上
三年后，黄震升遣浙西任职，为民办了许多实事，政绩卓然。1267年冬调到京城，任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当代两朝国史。尽管他已觉察到南宋王朝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也知道度宗皇帝是一个拒谏饰非、贪图享乐的昏庸之君，但出于强烈的救世之心，仍斗胆进谏。
有一次，在宫殿论对时，他当着度宗皇帝的面，直言当时社会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四大弊病。他说各地灾荒频发，民不聊生，财源枯竭，国力衰退，而外寇乘机侵入，战事频繁，内忧外患，社稷不稳。他越说越激愤，竟揭斥到度宗皇帝的短处，说他继位五年来，沉缅于歌舞，安乐于宫廷……黄震铮铮谏言，句句为国为民，可皇上龙颜大怒，将黄震连降三级，谪离京城，下放安徽广德郡当通判。
黄震不计得失，依然勤勉办事，公正执法。广德城外有座祠庙，每年庙会人山人海，历有滥杀耕牛作祭品和族人持械争斗的陋习，影响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黄震敢于碰硬，坚决取缔了这种不良风俗。当地郡守贾蕃如是当朝权相贾似道侄子，他倚仗势力，骄纵不法。黄震不畏权贵，秉公办事，常与他争论是非，揭其不法恶行。贾蕃如心生忿恨，告到贾似道那里，结果黄震落了个“挠政”罪名被解了职。
铁肩担民生
毕竟黄震是一个政绩佳、口碑好的良臣，人才难得，后来朝廷差他去绍兴当通判。上任不到一年，江西抚州一带闹春荒，饿死者众多。为挽危局，朝廷调遣黄震任抚州知府。
人命关天，他风尘仆仆，策马赴任。人还在途中，就连发三榜文告，又向湖广总所借拨义米，缓解燃眉之急。行至抚州境地，他见官仓空虚，富户奸商为抬高粮价囤积不粜，有钱人买粮难，穷苦人没饭吃。他未入州治，即在沿途县驿处理公务，四处张贴告示，约束饥民安分忍耐，规劝富室主动粜粮，并声明对多粜的将给予奖赏，对屡劝不听、告谕后十日内仍不粜者，轻则派官强行开仓放粮，重则剌字发配充军。他常走街下乡，有时见到饥肠辘辘的乞讨难民，就拿出自己的俸禄亲煮米粥予以施舍，也动员官家、寺院和富户开展慈善救助。
呕心恤亭户
咸淳九年（1273）二月，黄震提点江西刑狱，每日五鼓出厅，把堆积旧案逐一审断，《宋史》赞他“决滞狱，清民讼，赫然如神明。”由于他秉公断案，引起富室嫉恨，又一次遭到劾免。此时，浙东三北大地春荒严重，盐民衣食无着，官吏又私吞盐民本钱，变本盘剥，慈溪鸣鹤场、余姚石堰场等处亭户不堪重负，群起反抗争斗，官府不分皂白进行镇压，许多灶丁被杀，不少人外逃，大多盐灶断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盐赋收入。于是，朝廷就起用黄震任浙东提举，处理三北盐场乱局。
盐民时称亭户、灶丁，历代王朝视他们为劳役性世民，社会地位低下，传有“晒盐佬，咸泥压断腰，住的火筒屋，烧的狗爬灶，死了不如一根草”的民谣。黄震老家在海滨，也知晓盐民的悲惨境状。
春寒料峭，腥风阵阵。他亲躬盐场灶田，只见盐工蓬头赤脚，衣敝履穿，苦苦劳作，堪觉不忍；再入茅棚，揭开锅盖，目睹灶丁麦糊、野草充饥的“出出牛力，吃吃猪食”的非人生活，更感不安。他又私行察访，查到了盐署官员椎剥亭户，私吞盐钱，鞭挞盐民，逼迫亭户倍数交盐的滥政虐民和贪腐事例，不由义愤填膺。
弄清了“官逼民反”这个盐场乱局的根本原因，黄震采取了“以恤亭丁为先”的治理措施。他下令如数发还原欠盐户的历年盐本钱61万贯，同时宽缓亭户盐课税赋，张榜召集灶丁，恢复生产。对那些刻害亭户、作奸犯科的贪腐官员，一律依法查办，不留情面，并规定今后不得再立名目进行勒索。他还建议上司简政精吏，择优选任各盐场主官及买纳、催煎等管理人员。
黄震曾对人说，“不是圣人之书不要读，无益之诗文不做可也。”其为官有果断作风，自奉俭薄，遇人有危难，则慷慨周济，著有《日抄》一百卷，去世后，其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
陈著(1214－1297)，字谦之，奉化溪口镇三石村人。小时候接受私塾教育，年纪轻轻，在家乡已有文名。南宋宝祐四年（1256）考取进士，步入仕途。先是监理饶州商税，景定元年（1260）任白鹭洲书院山长，后出为安福令。不久去芜湖茶局任职。景定四年授著作郎，后出知嘉兴。咸淳三年（1267）改任嵊县令。咸淳七年升任扬州通判。没过多久，改任临安签判，又转通判，擢太学博士。德祐元年（1275）迁监察御史，授秘书监，十一月出任台州知府，未就任。陈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美名远扬。
三气权臣 一身正气
南宋宝祐四年（1256），陈著考取进士后，先是监理饶州（州治今江西鄱阳县）商税，后又任白鹭洲书院山长。因为管理有序，政绩显著，受到当朝相国吴潜赏识，向朝廷进荐。权臣贾似道得知后，有意拉拢陈著，派人向他传话，示意陈著进他的圈子，他可以向朝廷推荐重用。陈著对来人说：“宁不登朝，不为此态。”贾似道得知后非常生气。过后不久，陈著出知江西省安福县。
陈著对贾似道一直就看不惯。贾似道仗着他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在朝野欺上压下，骄横专权。当时他已是宰相，为了稳住自己的位置，非常注意网罗人才，看到陈著很有才华，便有意把他收到门下，不想陈著不买他的账。陈著曾在《赏转官球花》一首诗里说过：“富贵自有富贵花，强颜谄事非其愿”，表明他不是那种善于阿谀奉承、甘愿强颜攀附的小人。
南宋景定四年（1263），朝廷看重陈著的文才，授他著作郎，主要工作是参与汇编“日历”，也就是给朝廷写“日记”，工作很安稳、清闲。可是好景不长，陈著又“自找麻烦”。当时贾似道权倾朝野，极力推行“公田法”。公田法受到许多官员反对，陈著也积极上疏，说：“似道居外阃则志在欺君，处端揆则务于瘠民。未有将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罢买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国安民。”指责他祸国殃民，请求朝廷废除“公田法”，贬官放逐贾似道。
贾似道大怒，利用手中权势，把陈著逐出了朝廷，赶到嘉兴当县令。当时有官员徐经孙、陈茂廉也很看不惯贾似道所作所为，很替陈著打抱不平，他俩或辞官，或谢事，以示抗议。时人称此三人为“三烈”。
咸淳十年（1274）十月，贾似道母亲病亡，他赶去老家台州（今临海市）治丧。为了显示自己的威赫权势，贾似道以天子仪仗的规模治丧，把场面搞得十分铺张、气派，并且所筑的坟墓也堪比皇陵。治丧期间，天下大雨，朝中许多官员有奏请事务，贾似道一概不接，让官员在雨中等候。官员竟也“终日无敢易位”，可见淫威之大。
彼时，陈著已改任临安签判转通判，擢升太学博士。他听闻贾似道以天子仪仗治母丧，便率领一群学生上疏谏阻。贾似道恨之入骨，在皇帝面前诬告陈著，要求度宗削职发配陈著。好在皇帝还算开明，没有听从。德祐元年（1275），陈著迁监察御史，授秘书监，十一月出任台州知府。陈著对仕途已经心灰意冷，他回到家乡，赋文写诗，过起清贫的乡村生活。
廿载为官 刚直勤廉
咸淳三年（1267），陈著改任嵊县令。当时，有宗室外戚盘居嵊县，把持当地的政权，以前的县令多数不是被赶跑，就是被遣送别处，使得当地有十七年时间没有县令。地方治安非常乱，豪强随意劫持行人，迫为家奴，伪造地契，强占民田，可说无法无天。
陈著上任时候，便有一些地方豪绅假意到场道贺，实则前来示威，言语上颇多指使、劝诱的意思。陈著不动声色，虚于应付，他对来者道：“承蒙高看，但请赐教”，或曰“恳请献策，共安一方”，从中摸清对方底线和用意。同时明察暗访，了解社情民意。针对各种弊端、歪风，制订了多项施政措施，以约束官吏和豪强。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损害到地方豪强利益，他们勾结起来，不断威胁利诱，甚至闹堂堵门。陈著刚直不阿，不为所动。对带头起事者，他采取欲擒故纵、磨其锐气的策略，待闹事者消停后，秘派衙役拘押、审讯，待人赃俱获，严惩不贷。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社会风气大有好转，豪强不敢妄为，百姓得以安居。
在嵊县任上四年，陈著心系百姓，经常下乡体察民情。他尤其重视农业生产。嵊县境内地貌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农业生产较为落后。陈著常常下乡，或走访农户，或查看农作。古代因为交通欠发达，加之陈著行事习惯亲历务实，下乡视察往往是早出晚归，与他同行的幕僚和下属不免有抱怨之辞，陈著调侃说：“归去不妨晚，出山溪月明”——就当是趁晚欣赏明月。为了多了解情况，多走路，往往是“笳鼓断还续，杯盘坐又行”，喝杯清茶，稍事歇息，便又启程。
他和老农们说得最多的是劝勉他们多耕勤作——“务滋桃李种，首事草茅锄”，当看到田野麦苗葱茏，桑麻簇翠的景象，他的心情就很高兴；当了解到农民赋税、佃租重重，便又忧心忡忡，心里“念念民租少，言言郡计虚”。希望“立政谙平实，行符审疾徐”。为此，他施政上定赋规，均徭役，一意徇民。他在给儿子的诗中说：“物议无情忧责重，尽人须要先尽心”，既是在教导儿子，也是表明自己做官与为人的心迹。
嵊县老百姓得知陈著要离开嵊县、调任扬州通判的时候，纷纷前来挽留。史籍记载：“民乞留不得，祖帐遮道数十里至城固岭依依不舍”。最后送别的时候，老百姓搭帐遮道给陈著送行，送别场面十分感人、壮观。嵊县百姓还把送别陈著时所在的城固岭改名为“陈公岭”，将岭旁的一座山命名为“陈公山”，以作纪念。
他的继任者李兴宗问陈著为政之道，陈著说：“义利明而取予当，教化先而狱赋后，识大体而用小心，爱细民而公巨室。”
古人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陈著在嵊几年，却是两袖清风，清贫如洗。他在《山居避难》诗中说：“宦游二十载，时异即东还。勇弃斗升给，本无分寸攀。家贫空归巧，学废重时顽。平世已无况，况巢松竹关。”为此，他还做妻儿的思想工作，说“平生念不到轻肥，砧杵凄凄捣布衣。说与妻孥贫自好，相看一笑有春晖。”
方克勤(1326—1376)，字去矜，号愚庵，宁海人，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父亲曾当过鄞县教谕。方克勤从小就爱好读书，天资超人，虽然不能说是过目不忘，但读不了几遍就能背诵，被十里八乡称为神童。洪武四年(1371)，他参加吏部选拔官员的考试，在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二，被破格提拔为济宁知府。
爱惜民力 为民谋利
方克勤就任之时，正值明朝刚刚建立，由于元末连年战乱，大片田地荒芜，朱元璋下诏垦荒，规定新垦田亩三年不纳粮。但是济宁的地方官吏好大喜功、贪婪成性，不到三年就要征税，并按照田亩数量多少来确定徭役。济宁的百姓认为皇帝的诏令不可信，纷纷抛弃田地去逃荒，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土地又变得荒芜。方克勤到济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文书，重申皇帝的诏令，和百姓相约，一定在三年期限满后交纳赋税。
他下令把文书悬挂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让百姓都能得知皇帝爱民之意。方克勤到任后，同时对纳税田亩重新丈量确定，按肥瘦分成九等，把差等的田地为征税基准，统计每户家庭的男丁数目，按丁分担徭役，通过这些措施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还在文书上申明，任何官吏如有违反，立刻罢免官职。方克勤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取信于民。自此济宁的官吏们再无机会作奸犯科、盘剥百姓，济宁府新垦土地日益增加。
方克勤坚决抵制不利于老百姓的事，以强烈的责任感为民谋利。他刚到任济宁的时候，正遇上济宁饥荒，他用尽各种办法赈灾，总算度过了灾年。到了年底，按照惯例，济宁百姓要向北方守军运送军服。当时朝廷有法令，只许陆路输送，严禁征用民船运送，违者论死。
严冬腊月，陆路长途运输，条件艰苦，百姓苦不堪言。济宁的百姓纷纷请求用船从运河水道就便运送，以免车马之劳。方克勤得知这一情况后，冒着丢官罢职犯死罪的风险，毅然下令济宁的百姓均用船运载军服到前方。别的地方官府都用牛车办运送，由于天下大雪，很多百姓和牛马冻死在道路上，唯有济宁的百姓用船从运河水道运送安然无事。山东省里的官员认为方克勤的做法符合道义，也没有追究。方克勤冒着自己丢官罢职的风险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第二年（洪武五年）的四五月，雨水连绵，济宁府的城墙年久失修，再加上雨水浸润，坍塌了五六里长的一大片。按照朝廷的规矩，城墙坍塌损毁应该由守城的士兵修筑。可是济宁守将仗势役使民众修城。当时正当五六月间，天晴无雨，小麦已黄，正是农忙时节，可是万余筑城之民不得收割庄稼，悲哀呼号着去服役，哭声在数里之外都能听到。
看到这种情形，方克勤忧愤难当，痛心不已，连饭都吃不下，他激动地说：“民困不救，乌用二千石为（看着百姓困苦不施救，那要我这个拿着二千石俸禄的知府干什么呢）!”他秘密上疏把这件事告知朝廷中书省，其他官员害怕触犯济宁守将，都不敢在上疏奏章上署名，方克勤就只写了自己的名字上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得悉此事后，立即下令停止筑城。朝廷停止征用修城劳役的法令下达到济宁的这天，正遇久旱之后降下甘霖，上万民众欢呼散去，赶紧回家收割庄稼忙于农事。
《明史》记载，尽管当时久遇干旱，而济宁却五谷丰登。方克勤担任济宁知府三年，户籍从三万增至六万，税赋由万余石增至十四万四千余石，两州二十县家家有余粮，济宁一府百姓户户丰衣足食。全省官员政绩考核，方克勤在六个知府中名列第一（省宪考绩，为六府之最），可谓政绩卓著。所以，当时的济宁百姓歌颂他：“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谦虚谨慎 淡泊名利
在生活方面，方克勤衣着俭朴，不穿绸缎，一件布袍子穿了十几年还舍不得丢弃，每天舍不得吃肉；朋友下属有急难，就慷慨解囊相助。莱芜县丞想把老母亲接到县署来奉养，却苦于没有费用，方克勤就把自己一个月的俸禄送给他；有同僚衣食短缺，方克勤每年都赠送布帛，平时还接济饮食，关心细致。
在廉政勤政方面，方克勤坚持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公务纪律。每次巡行属县，“杯汤不肯受”（连一杯热水也不肯接受），对下属送的礼一概拒绝。兖州的一位官员通过方克勤的小仆人送了两个瓜，他如数退回并因此惩罚了收瓜的仆人。一位同乡担任附近州府的县令，前来拜访，送给他一只大雁，方克勤当即拒绝，并与这位同乡断交。
方克勤是明代被誉为“读书人种子”的建文朝重臣方孝孺的父亲，他在济宁知府任上清正廉明、勤政爱民，受到百姓的爱戴，名列《明史•循吏列传》。
俞士吉（1360－1435），字用贞，号栎庵，象山人。明初，连续几次举荐为贤良方正，他未接受。洪武二十九年（1396），中举，第二年二月送礼部，中乙榜，授兖州府学训导。建文年间（1399～1402）擢升监察御史；永乐初（1403）擢佥都御史，两次出使海外。六年（1408）为襄阳知府。十年（1412）擢山东左参政。洪熙元年（1425）授詹事府詹事。宣德初，授南京刑部侍郎。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是一个为人敬仰的政治家、外交家。
见危致命 勤于政事
建文中，俞士吉上疏朝廷言时政得失十余事，朝官们见疏，言之中肯，颇为赞赏。于是不久，俞士吉被擢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责任是察访民情，把察访结果呈报朝廷，严厉处置贪官污吏。监察御史官小权大，所到之处，地方官吏无不闻风丧胆。俞士吉建文年间当了三年监察御史，一次“出按凤阳、徽州”，一次是“出按湖广”，加“巡按”头衔，“代天巡守”。凤阳、徽州是朱元璋老家，多勋臣的故戚；湖广地区，地域大，积案多，都是不好办的差事。俞士吉按监所至，审录罪囚，调取案卷，巡视库仓，检查钱粮，剪除豪右，清查贪蠹。《明史稿》称他“辨释疑狱，风纪肃然，政绩尤著”。
永乐元年（1403），浙西发大水，有关部门治水无效。俞士吉巡按湖广回到京师后，永乐帝急忙命俞士吉前去浙西。临行时赐士吉豸衣（御史的职务服装），并随带以宫中所藏《水利书》赐夏原吉，俾相讲求，确定治水方略。并嘱咐他留心督察浙西农政。俞士吉跟随夏原吉等循大禹三江入海故迹，下浚关淞，上接太湖，察看地形。因势利导，建造碶闸，役使民工十余万。治水期间，俞士吉随同夏原吉穿着便服，深入工地，不避劳苦，临场指导。他们日夜策划，盛夏时也不打罗伞。九月工浚水泄，苏淞农田获大利。永乐六年（1408），俞士吉出知襄阳府，政清讼简，一郡大治，民心大归。
宣德元年（1426），俞士吉为刑部侍郎，是年九月，发生了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即汉王朱高煦策动的政变。事发，宣宗朱瞻基决计亲征，老臣蹇义、杨荣、夏原吉、俞士吉等随驾扈从，兵临城下，高煦投降，挽救了明代一次危局。
见得思义 不辱使命
俞士吉曾两次出使邻国。一次是永乐元年（1403），朱棣登基后，亟须派遣使臣去邻邦宣告。俞士吉仪表修洁，举止清雅，应对敏捷，进退有度，文采蔚然，是合适的外交官。是年十一月，以右佥都御史出使朝鲜。
俞士吉作为上国使臣赴朝，朝鲜王仅派遣一个陪臣来迎。俞士吉即以不合君臣大礼相责，拒宣诏书。朝鲜王李芳远闻讯慌忙迎出郊外，俯伏道左，恭迎诏书。礼毕，俞士吉即向朝鲜君臣宣谕永乐帝怀远睦邻之意。国王按照惯例，向俞士吉奉送了鞍马、貂裘、黄金等贵重礼物，但俞士吉秉持大节，一介不取，显示了上国使臣清廉风范。翌年正月，朝鲜遣使者同俞士吉赴京献贡朝贺，此后恪守贡职，两国礼尚往来，明成祖对朝鲜赏赐亦很优厚。
不计得失 敢于担当
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日本国王源道义遣使中国贺册立皇太子，并缚对马、台歧诸岛倭寇首领20人来献，以示其诚意。四年，诏俞士吉以礼部侍郎衔随贡船出使日本。俞士吉抵日后，褒奖日本捕盗、修贡之绩，赐白金千两，并织金彩色币二百，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壶三，银盆四，及绣纱帐、衾褥枕席诸物，海船二只。封其国山曰“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以铭诗。后俞士吉还报称旨，不辱使命。此后六七年，日本频频入贡，赢得大明海疆六七年的平静。
永乐初，浙西水灾，湖州受灾最重。亏欠国库达60万石。俞士吉拟奏请朝廷免除全部欠粮，还请求从官仓中拨出粮食来赈灾。同事者认为亏欠60万石之数太大，已超过每年应缴纳数的十倍，建议上报时减少亏欠的数字，以免朝廷震怒，追究责任。但俞士吉心怀磊落，不考虑官场风险，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说：“欺君病民，吾不忍为也。虽重得罪，吾自任之。”最后据实上奏，获永乐帝允准，结果百姓称道。但是想不到这件事，得罪了顶头上司、左都御史陈瑛。陈瑛弹劾他们“沽名钓誉，背君市恩”，结果，第二年（永乐三年）俞士吉与袁复（大理少卿，永乐二年前去浙西夏原吉协理治水）同系狱中。后来袁复死于狱中。俞士吉出狱后，谪为事官。永乐三年夏，浙西大饥，俞士吉又随夏原吉赈灾浙西，发粟30万石，给牛种。灾荒以致于百姓吃光耕牛，皇帝方知俞士吉所奏不虚，并非“沽名”，而俞士吉为民赈灾，一如既往，不怕别人诬陷，不考虑个人得失。
永乐十六年（1418），俞士吉擢升山东左参政，负责监督疏浚黄河。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发生唐赛儿起义，从者数万人。山东布政使、按察使都因失职下狱问罪。士吉督浚后至，同僚认为他可以避免罪责。但士吉说：“背死逆命，非臣节也。”既为一省大员，亦应承担责任，遂主动投案入狱。此案处理结果俞士吉被宣布无罪开释，其敢于担当品格，为人称道。
王琎(生卒年未详)，字器之，山东日照人。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任命为宁波知府。他到任时，宁波当地迷信活动盛行。庙宇林立，愚民又伤财。王琎为此深恶痛绝。他下大力移风易俗，设令拆毁境内各种形形色色、不合乎规矩礼制的庙宇，极大地改良了宁波民俗风华。百姓们因为这件事，对这位新任太守刮目相看。
王琎自幼家境贫寒，曾经有过一段吃草根、树皮的生活经历。出任宁波知府后，他仍然坚持节衣缩食，粗茶淡饭。有一天，妻子特地给他做了一碗鱼羹汤，让他补养身体。王琎没有吃，他对妻子说：“你难道忘掉我吃草根的时候了吗？”于是，他让妻子将鱼羹撤下去，端到外面埋掉了。他这种做法在于提醒自己，为官不能奢侈。消息传出以后，宁波百姓肃然起敬，称王琎为“埋羹太守”。
王琎自上任起，每日四鼓，便入堂“秉烛读书，声彻署外”。其勤奋好学的作为，深深地影响了宁波当时的地方教育建设。加之，知府大人又博通经史，尤其对《春秋》很有研究。每每在处理公务余暇，亲自到学校督察，并为学生讲授，令学生和百姓们感到太守的平易、温和。还有一回，衙内的给事中因私事充当说客，登门拜访王琎，要求调解其中利益关系。王琎心平气和地说道：“我在猜想：你这次拜访是有利于百姓呢，还是有害于百姓？”当时，仆人正送上茶来，王琎大声喝道：“撤下去，不必上茶了！”那位给事中非常惭愧，只得告退。百姓为此不惜言辞地传扬、称道王琎为官品行的正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其孙子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但是，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不服，挥师南下，争夺帝位。《明史》记载，王琎在镇海口率军民赶造战船，起兵护驾。然而准备工作还在进行中，燕王已出奇兵夺取了侄儿的政权，继位为明成祖。
王琎不幸被捕，被卫卒押绑至京城。朱棣亲自审问王琎：“你造船干什么用？”王琎面不改色而充满自信地回答：“我准备从海上运兵到瓜洲，阻挡你的军队南渡长江天堑。”朱棣听了，非常恼怒，但又觉此人忠义难抵。闻听在旁的一位老臣谏言：“王廉吏深受宁波百姓的爱戴，望万岁以收复民心为重，免罪于他吧。”于是，明成祖施仁，将王琎罢免官职，释放他回了老家。
回到日照后的王琎，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再也没有出仕做官，直至病死。宁波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清俭律己的父母官，将他奉祀于宁波当时的名宦祠里。
沃頖：惩贪治吏建桥便民
沃頖(1433－1512),字文渊，北仑柴桥街道沃家村沃姓先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且善著文立说，在学府享受“食廪”待遇。沃頖虽然寒窗苦读成绩优良，但科场应试总不甚得意，“屡困场屋”，直到32岁才得中举人，33岁中进士。沃頖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爱民若子，不畏权势，敢于碰硬，有胆以一个七品御史弹劾四品知府大员，深受百姓爱戴。但屡遭权贵陷害，被贬职回乡后，还指责当权者过失，再次被处以戍边之罪。赦免后仍不忘给老百姓谋利益办实事，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清官。
秉公执法 惩贪治吏
沃頖为官清廉，他被选为监察御史后，奉皇命巡按江西，当时许多人都向他父亲沃浩表示祝贺，沃浩却说，御史是言官，是皇帝的耳目，有一点差错就是欺君之罪，何况“明有国法，幽有鬼谴”，所以我深感担忧，他以“奉公守法”四字勉励沃頖。
沃頖到任江西后，先后巡察瑞州、袁州和吉州，他秉公执法，严惩贪官污吏，凡苛政毒民者都被弹劾解职。他乘坐的马车所到之处，父老额手称庆说，没想到今天见到真御史了，谁能向天子再借一年，使我们也能少受点罪。沃頖公正执法，也引起了权贵忌恨：在弹劾吉安知府黄景隆时，沃頖反遭朝中陷害，以当庭污辱朝廷命官之罪，于明成化十五年被左迁降到穷困偏远的河南内乡任知县。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旨意未变。沃頖衔任不久，即在县衙大堂前请民间工匠建造一座高大的“戒石坊”。正南面上书“公生明”横匾，背面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以示清廉、勤政、惠民，“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为官之道。沃頖在内乡县执政期间社会安定，百废俱兴，且积谷十万余石，政绩卓著，深受朝廷赞誉，在明成化二十一年擢升荆州知府。
上任荆州知府前，太傅王铖做诗规劝他：为人不要太刚正不阿，办事马虎点，你这个知府是可以做到三公的，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然而，一向浩然正气的沃頖并没有听从这一规劝。荆州修建王府，许多没有户籍的人冒充三卫军的名义，按月冒领军饷。沃頖查清后奏报朝廷，罢了贪官污吏数人的官，削除了假冒军粮数十万石，作为预备兵饷。明成化二十三年荆州任上，沃頖回籍为父守丧三年。期满后，沃頖一反常人心态，并不申请起复，更担心自己刚正直言、嫉恶如仇之秉性难改，会引来杀身之祸，决定激流勇退，兵部尚书余子俊、户部尚书李敏联名上奏折向朝廷推举重用沃頖，但他坚辞不受，年仅57岁即告老还乡。归隐后他为自己约法三章，除非公事不至城内和官署。
见得思义 不辱使命
沃頖到任内乡县之时，正值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据明成化《内乡县志》记载，当时内乡县连年水旱相接，人民凋瘵者过半。沃頖抵任后，“兴利除弊、禁奸保良”，广积粮、办学校、开银矿……兴建内乡县衙是其中一件。内乡旧县衙历经百年沧桑，志载“舍有东倾西陨而不可支者，有上雨傍风不能蔽者，有壁空户倒不堪扃者”，短短数语将破敝之状记述得十分真切。沃頖遂于成化十五年八月决定重建县衙。但这对于连年灾荒的内乡百姓来说，实在不易。
据志载，在修建县衙过程中，沃叛既不“苟偷自妄”，也不“剥民脂膏”，“不需于官，不科于民，市材石，属匠役”。可见，修建县衙采用的是出财于官，取力役于民的做法，买料物于市，县衙的官属吏役，也一样为建县衙出力。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县衙告竣。明嘉靖《邓州志》载，成化十五年，知县沃頖恢拓之，而其制始备：中为正堂，后为退思堂，又后为知县廨。东北为县丞廨，东南为典史廨，西北为主簿廨：堂东为幕厅，西为架阁库，两厢为六房，前为仪门，西南为狱房，东为土地祠，外为谯楼即大门（前为宣化坊），门东为申明亭，西为旌善亭。
此后吏部侍郎黎淳巡视至内乡，特撰写《重修内乡县治记》，高度称赞沃頖修建县衙是：“一举而三善兼备：当临时政之初，民事方殷而治之有暇，非才乎？处暂居之地而为悠久之谋，不苟且，不粗略，非忠乎？事辑而一毫不伤于民，非爱乎？”由以上记载可知，内乡县衙建筑群的其制始备者是知县沃頖，他在修建内乡县衙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募民积谷 建桥便民
沃頖从一个监察御史，降职为知县，但他并不因此而消沉，也不因此不敢大胆做事，他深知作为父母官责任重大，知弊则必除弊，知利则必兴利。内乡与郧阳接壤，豪右大族大量侵占内乡土地，致民失业。沃頖到任后，将豪右绳之以法，夺回了侵占土地百顷，流民四处返回，安居乐业。他又募民积谷达十万余石备荒，使民无饥馑。
因为不满宦官弄权，指责当权者的过失，沃頖屡遭诬害，加之父沃浩病逝，沃頖于57岁那年告老还乡，归隐故里不再复出。然而他既未淌漾山水，饮酒吟诗；也无混迹林泉，赋闲交友，而是带领里人兴修水利，建桥筑路，造福于民，诸如风打塘、三溪桥、柴桥等均为他所建。由他亲自在芦江河上督造的骢马桥(五马桥)，就是其中一例。在建筑桥梁的过程中，他慷慨解囊出资，众乡亲鼎力相助出工出力，精心施工，在三个月内便告竣工。
五马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芦江河两岸人民的交往。穿山、后所、上周、芦江等自然村以及大榭岛农民来柴桥赶集，从此不用再绕道多走冤枉路。沃家村农民去洋沙溪(沙溪村)大山砍柴伐木，也告别了渡船劳累，当地百姓无不交口称好。春去冬来，年复一年，如今这座历经数百年沧桑的桥依然横贯在芦江河上，默默地向后人述说着清官沃頖的故事。
胡东皋：清贫如寒畯
胡东皋（1472-1539），字汝登，号方冈，慈溪市横河镇天香桥人。他生于一个梅川世家，“芝兰有根，醴泉有源”。梅川胡氏在宋、元、明三代，各有荐辟一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书香世家。作为明清时第十二世，他也延续了家门的荣耀，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授予南京刑部主事，还曾任官员外郎、郎中、知府、提刑按察司副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等职位。
善政为民
胡东皋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担任知宁国知府那段时间，在他的带领下，开始推行平均承担田租的方式，解决了许多贫苦农民因为田租过高而带来的困扰；同时，编里甲，规定一百十户为一里，让乡村形成一种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为乡村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减少了征收力役、杂役、军役等不均衡所带来的困苦。
后来他来到了宣城，此地有一个建造非常坚固的堤用来防患水灾。这是一片土壤肥沃的地域，每年都会有百余万石的泥土沉积下来。而这个用来防水的堤，正好是处在大河水流湍急的地方，当水漫出来时就会发生灾害，东皋便想到要修建一个更加合适的堤，使河防更加坚固。这一举动解决了水患问题，让人们都能享受切身利益。
官府依着山而建，并把这山作为城墙，时间久了就有了衰败倒塌的迹象。听说当时的宁王宸濠有谋反的意向，东皋马上请来了工匠修缮城墙起到加固的作用，并准备好大量的兵刃、武器，以防万一。后来宁王果真造反了，首先攻打了安庆。东皋就率领军队把守住咽喉要塞，不久后就听闻宁王被拿下，这场谋反之战也就这样平息了。
当时，南陵有势力的人喜欢私下敛聚一些物资，来达到谋取巨额利益的目的。东皋了解详细情况后，就采取一定手段控制住他们，并做出相应的惩罚。东皋真正是执政为民，密切关注与百姓利益相关的事物，从确保治城的安危，到百姓生活的平稳安康，无一例外。
廉政立身
嘉靖初年，东皋被调到四川担任副使，分管建昌。东皋为官非常清廉，以至于没有钱财添置衣物，同僚和下属都自发赠送他路费和财物，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他还是拒绝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南陵全城的士兵和百姓前来送他，都默默留下了眼泪。建昌处在蜀地西边的边境，之前出使的人大多都会把驻地选在雅州，这样天高皇帝远的，使得军中的将领们变得肆无忌惮。东皋亲自驻守建昌，严格制定规则约束将士们的行为，军民都安定顺服。
成都至建昌有一条大河，水流非常湍急强劲，即使每天只渡过这条大河一次，船只也很难避免倾覆入水中。东皋知道了这一情况，开始观察周围山的走向和趋势，改变水流的走向，让这条大河每天都可以安全渡过许多条船，人们把他这里称为 “胡公渡”，军民建立起祠堂来纪念他。
东皋出任威茂兵备一职时，刚刚上任，就有番邦强盗耿卓作乱。巡抚唐凤仪下檄文讨伐这些强盗，由东皋率领军队作为前锋，斩杀的盗贼有数百个之多，缴获的牛马和兵器等更是不计其数。在东皋的努力下，边境变得安宁。
勤政务公
嘉靖九年（1530），东皋当了宁夏的巡抚。环顾四周的地形山势，东皋知道这块地方有多处是与敌国的边境交界处，军队和农民驻扎在这里种植食物，放养牲畜，大都会受到侵扰。在东皋的带领下，开始修建城墙来抵御外敌的侵略，这座城墙从花马池开始延伸至镇城，经过贺兰山抵达边界的营地，绵延三百余里，而且沿着城墙建造了抵御外敌的护城河，并设置了堡垒作为防御，从此以后这一片边界之地，全部都得到了很好的耕种。
第二年郧阳提督这个职位有改动，张璁非常看重东皋的才华，向皇帝举荐了他，就把他传召到了理院事。东皋到了以后，一大早就先去了军队，而没有去拜访张璁，张璁对于此事一点也不介怀。那个时候恰逢南京帝王的祖庙遭到灾难，众大臣都急着与此事撇清关系。张璁在内阁任职，主动向皇上承担这个事件的责任。能受到张璁这样一个人的认可，无疑说明东皋在为官和为人的品性上拥有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
东皋离开家乡在这里居住了六年，凭借勤政务公的秉性让这个地方的人们都能过上安康的生活，浙江百姓也都非常赞赏他。同一个县城的孙皗逢人就说：“我们县当官并得到升迁的官员中，只有三个人生活还是像贫苦的农民一样，就是胡中丞东皋、宋中丞冕、胡太仆铎这三人。”当时就有人把他们称为“姚江三廉。”
萧万斛：筑城御敌
萧万斛（1501～1576），字时应，江西太和（今泰和县）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曾任安徽省望江县教谕，二十八年（1549）任奉化县令。在奉化县令任上，正值倭寇、海盗猖獗，萧万斛肩负使命，恪尽职守，身体力行，构筑工事，力保一方平安，且又清正廉洁、体恤乡民，为地方父母官典范。
深入调研 建筑海防工事
明嘉靖时期，朝廷面临“南倭北虏”两大外患。日本一些失意的官僚和处于困境中的武士、浪人等，勾结沿海一带亡命之徒，结伙为盗，在中国沿海掠劫杀戮，无恶不作，是为“倭患”。萧万斛任奉化县令时，浙东象山港一带经常遭倭寇侵扰。象山港位于浙江中部沿海，因处于象山县西北而得名，沿港有鄞州、奉化、宁海、象山四县，历来为浙东海防重地，自然也成为倭寇侵袭的首选途径。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患愈发严重，浙之东西，江之南北，濒海数千里地方同时告急。也就在此年，倭寇从象山港侵入松岙湖头渡，烧杀掳虐，乡民深受其害。
倭寇两次从象山港入侵，使萧万斛认识到海防工事的重要性。同时，他深知，明初以来所建造的海防工事，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妥善管理和修缮，大都破败不堪，难以阻挡倭寇侵入。萧万斛深入调研后，上奏朝廷，请求修建湖头渡海防工事。他在奏章中说：“从来策海者欲靖之外洋，必防之近岸。奉川三面阻山，陆之固唯东南。奉化八乡中，松林、忠义两乡滨海，水道通象山、宁海，延柔五六十里，海中多悬山，倭贼易于出入。海盗欲入奉川者，必自湖头。是湖头岂唯鄞与象山、宁海之要冲，实奉川腹心所系，驰襟喉之防而欲妥。”
奏准后，萧万斛马上抓紧整顿湖头渡海防工事：把松岙村前的塔山巡检司重迁到湖头渡口；建置山海公署一所，中堂东西两房以居官，两楹各十二间以宿兵，驻弓兵百名；建石城一座，南面设门，上置更楼，以警晨昏之节；造十桨哨船7艘，用以巡逻边海，预报敌情，防御倭寇。上述工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二月开始，至八月结束，费时7个月。这些举措无疑为湖头渡一带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有效地遏制了倭寇的侵扰。
萧万斛还在象山港沿岸建了不少瞭望台、烽火堠之类的工事。《忠义乡志》记载：裘村吴江泾村后的瞭盗山和曹村村后的后杨山，明时均筑瞭台防倭。其他如松岙的塔山、马头村的塔岭、王家池头边的望台山、营口的界牌岭、西岙的屏风（峰）山、石盆村的礁头山、翔鹤潭村前的望台山等地方都筑有类似工事。这些工事有不少是在萧万斛手里建起的。这段时间里，萧万斛经常亲临海防建设工地，与工匠同吃同住，督查、指导工程质量和进度。
上请下说 构筑防倭城墙
萧万斛清醒地认识到，有限的海防工事难以阻挡倭寇入侵，一旦倭寇上岸，就有窜入奉化腹地的危险。如果倭寇逼近县城，那城区便无险可守。为此，萧万斛寝食难安。抵御外敌，保家安民，是地方父母官的职责所在，他下决心筑城御敌。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资金和人工问题。
萧万斛先是着手民意调查。他明里串门入户，与百姓对话，暗里走街串巷，听闻坊间舆论。经过一段时间广泛深入的了解，他召集众多乡绅富贾，表明心意：“夫令长之设，以为民也，民存与存，民亡与亡。”就是说，萧万斛他作为一方令长，在危难关头，与百姓同生死，共存亡。那些态度消极、犹豫不决的商贾、乡绅，一则听萧万斛说得在理，二则被他的尽责态度打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并倾力资助。
在得到百姓的大力支持后，萧万斛随即把筑城之事上奏朝廷。朝廷同意筑城，并下拨部分筑城款项，同时决定征收徭役。萧万斛充分考虑到筑城花费之巨，他说服朝廷：“今郡邑多事，藏无殢蓄，罔所取财。若借征本邑常徭而均役其力，庶几说以使民者乎？”以体恤百姓，减轻他们的赋税压力。为保证筑城成功，萧万斛对朝廷表明决心：“在其科算程督，则不肖令身肩之，有所不恪，谴死无悔已。”算是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
萧万斛迅即率领民众，在旧城基础上垒筑新城。全城子民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萧知县起早摸黑全身心扑在工地上，或监督进度，或检查质量，甚至动手搬运砖石，忙碌的身影穿梭不停。这时期，他与士民佐役者并列，自始至终力任其事。
城墙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初五开始筑造，一直到十二月六日顺利完工，耗时近一年。新造的城墙高二丈四尺，宽一丈（墙根一丈二尺），周长一千一十八丈有余，延袤约七里。城外四围地形都有防御功能，北抵陵谷，有锦屏山作屏障，锦溪河作城濠；东南临龙溪（县江），如天堑之隔，西北有凤山和文昌溪阻挡，可谓易守难攻。
袁炜：六亲不认
袁炜（1507－1565），字懋中，号元峰。余姚市陆埠镇袁马村（原属慈溪县）人。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茅瓒榜进士第三人，授编修。直至嘉靖四十年（1561），袁炜晋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数日后，被召入内阁，成为英武殿大学士。相传，袁炜是明代少数可以称之为“神童”者之一。他五岁时便能作对子，而且多有奇特之语。不仅才华可赞，袁炜的勤政廉洁事迹同样可圈可点。
刚正直言
《明史》记载，“炜性行不羁。”17岁，袁炜补县学生，熟读经史，以博雅称冠一时。嘉靖十六年（1537），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第二年，夺得会试第一名会元。当年参加殿试，内阁最初拟定陆师道为状元。嘉靖却御笔改作袁炜为状元。文华殿读卷时，以袁炜“言边事过直”为由，竟将其改为第三名。言谈边事率直，忧戚边关安危，这是刚正、忠良的体现。而文华殿却因此为弱点，将袁炜由状元贬为探花，实在不可思议。这应该与严嵩、赵文华等佞臣当道有关。
嘉靖朝时，一南一北的外患都不可轻视。南边有倭寇，沿海七省无一不受其扰，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有蒙古兵，经常袭扰，曾三次入犯京畿，大明岌岌可危。有一次，京城外火光冲天，家国处于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严嵩竟骗嘉靖，说是民家失火。袁炜的正直与严嵩的哄骗形成鲜明对比。在奸贼把持朝政的环境里，袁炜的“言边事过直”不被政客所容，似乎也可理解了。其忠奸曲直，一目了然。
袁炜的殿试答卷是什么样的，是如何“言边事过直”的，现在一时难以考证。不过，对边事提过犀利的见解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不然，不至于被人当作把柄由状元降为探花。袁炜不止一次受人排挤，比如御史包孝就曾想弹劾袁炜，原因也是“袁炜性行不羁”。无论如何，现今看来，“言边事过直”非但不应被指为是他的缺点，而恰恰表明他对大明王朝、江山社稷有着拳拳之心。
笔耕不辍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晚，发生“壬寅宫变”：一群宫女企图勒死嘉靖。嘉靖在即将断气前获救。经此，嘉靖搬出皇宫，另避办公场所，称为“西苑”，只准亲信进入。袁炜对大明的忠诚以及踏实作风，嘉靖看在眼里，十分信赖他，命他进入西苑。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阁推举修撰全元立掌管南京翰林院。嘉靖不准，特用袁炜。袁炜上疏请辞，愿以原官供俸，嘉靖立刻提拔他为侍读学士。两个月后，嘉靖又手诏袁炜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其晋升之速，前所未有。这应是他勤于公务、为官清正而受到的褒奖。
袁炜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门生的成长也十分关心负责。嘉靖四十一年（1562），袁炜任会试主考官。此科一甲前三名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袁炜对三名门生很器重，要求近乎苛刻，迫使他们笔耕不辍，在朝廷中挣扎出位。翰林馆每有重要文章，袁炜都会给他们“压担子”，如写得不对，批评起来不给情面。袁炜有时将房门反锁，强迫他们完成“作业”才能吃饭。后来，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全都位至内阁宰辅，成为万历朝名臣。在明朝，一甲同为内阁，惟嘉靖壬戌一科而已。这不能不说是袁炜前期慧眼识英才，以及后期苦心培养的结果。
六亲不认
袁炜在朝中做官，是袁马村老家亲朋好友的荣耀。在袁马村老乡的传说里，曾有一个亲属前往京城向袁炜沾光索财。亲属千里迢迢赶到京城，门卫听说是袁阁老的老家来人，就前去禀报。袁炜思乡心切，亲属来了也是分外高兴，就出门相迎，接进屋内。袁炜平常俭朴，但对亲属难得来访，还是盛情招待，一日三餐好酒好菜。数日后，亲属想回去了。袁炜依依不舍。但亲属想走又不走，像是有话要说。
袁炜说：“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出来吧。只要不违法乱纪，我个人能帮的，一定会帮。”亲属说：“能否给些银两？”袁炜说：“回去的盘缠不够？”亲属说：“我想回家置些田地。”袁炜说：“回去盘缠够了就行了，路上小心。”亲属还想再说什么，袁炜板起脸说：“我只是拿些朝廷给的俸禄，没有多余的钱。”说完，就自顾忙去了。亲属气得瑟瑟发抖，回去路上心里责骂无数遍：“真是人一阔脸就变啊，当官了就连老家人都不要了。”一回到袁马村，那个亲属就提着斧头赶到袁炜的旧屋门口，将袁炜中举时树起的举人旗杆砍了。
堂堂一个阁老，对亲属沾光要些财物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买田置地的银两，对于这样的高官，应该负担得起。但他怕亲属带着银两回乡，在民间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亲属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袁炜以“六亲不认”的决绝，斩断亲属的非分之想，从而也斩断在群众中可能造成的各类流言。
倪宗正：犯颜“诗谏”
倪宗正（？—1537），字本端，别号小野，明诗文家，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八年（1495），中举人。弘治十八年（1505），登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其诗文上的造诣深得明孝宗的器重与赏识。正德元年（1506），弹劾阉党集团被贬江苏太仓知州，后因政绩突出升兵部副武选郎，又犯颜“诗谏”。正德十五年（1520），调任广东南雄知府。次年，因病告假回乡，授徒讲学，余姚学者钱德洪、诸燮、吕本等均出自其门。
不惧淫威 犯颜直谏
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朱厚照继位，但他不问政事，沉迷于嬉戏淫乐，从而导致刘瑾等阉党集团干预朝政、权倾内外。朝中大臣纷纷登门求见刘瑾，都鞠躬行礼、磕头、跪拜，唯独倪宗正不肯登刘瑾之门，偶然在朝堂上碰见也仅作揖而不拜，由此遭到刘瑾的嫉恨，一直想找机会陷害倪宗正。
同年，恰逢内阁阁老谢迁、李东阳等因弹劾魏阉集团而被削职回籍，包括时任兵部清吏司主事王阳明在内的许多两京（北京、南京）正直官员纷纷先后上疏弹劾阉党，极力挽留谢迁、李东阳，然而明武宗醉心玩乐，不听忠言，上疏谏言者多遭到或贬谪、或廷杖、或流放的命运。面对如此血雨腥风的政治局面，倪宗正不考虑自身安危，不顾官微言轻、不计政治后果，仍毅然决然仗义上疏直谏。刘瑾正欲将余姚籍京官视为谢迁的党羽，此举正中下怀，他借此将倪宗正诬陷为“谢党”，并矫旨将其贬谪外放置太仓州任知州。
虽然倪宗正没有像王阳明一样被廷杖四十、贬谪至西南边陲的贵州担任驿丞，可太仓州乃弘治十年（1497）才刚设立的一个州，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形势等均不乐观，对倪宗正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但同时，担任太仓州知州也给了倪宗正锻炼本人能力、发挥自身才能的一个绝佳机会，而接下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倪宗正的治政潜能。
勤政为民 福泽太仓
倪宗正赴任太仓州后，适逢当地严重水灾，倪忠正没有消极气馁，而是积极沉着应对，通过排水抗洪、兴修水利、开仓放粮、赈济百姓等一系列措施，使太仓州成功经受了水灾的考验，迅速赢得了太仓的民心。
在接下来的具体为官治政过程中，倪宗正常常深入当地百姓，实地走访、调查，体察民间疾苦、地方的利弊，其处事方式平易随和，不事威严，经常穿戴角巾野服接待平民，还常与山民饮酒、赋诗。李东阳曾有事到太仓，在州府找不到倪宗正，后在工地上才看到，遂一起坐船漂泊到海上，视察开通白茅港的工程。他的一系列言行也深得太仓当地民众的一致爱戴。在经过多方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倪宗正向朝廷上疏《陈言地方利弊六事》，提出兴修苏松水利、惩责水利官员、减免民兵劳役、均平苏松田粮、清理逐年库账等切实关乎太仓百姓生产、生活的6项意见和建议，体现了其拳拳为国为民之心，该奏疏建议均为明武宗所采纳。
其中，倪宗正在太仓影响最大的举措是提出兴建白茅港，一改太仓地区常年发生水患的处境，将太仓地区的水害变为水利，农业连年丰收，造福后世。加上倪宗正上奏朝廷减免税赋、劳役，使得当地百姓安居乐业，为太仓在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东阳曾言，“我闻其能诗而能言，不闻能建厥功而不在禹下”。当时人们也对他的评价颇高，“倪使君浓其鱼乎，居一稔百废俱兴，州人号古良吏也。”鉴于倪宗正救灾有功，勤政为民，颇有政绩，遂内调至京城担任兵部副武选郎。
廷杖诗谏 浩然正气
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想要巡视南方，倪宗正认为此举不仅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同时还会导致阉党集团操纵朝政、国是日非，他并没有因为上次的贬谪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是再次犯颜上疏直谏，竭力劝阻皇帝南巡。武宗大怒，罚其廷杖五十，被打得昏死过去，险些杖毙于棍棒之下，再被推出午门外罚跪五日五夜，但他还不死心，仍以诗谏，朝臣见此无不动容。现录其中一首，“王师遥向九江城，秋尽长江万里清。却就金山玩江水，六军饮马洗兵戈。”最后，武宗有所心动，武宗恩准其归籍养伤，而这次惩罚也使得倪宗正终生落下了病根。倪宗正廷杖后的旧伤时常复发，疼痛难忍，坐立不安、衣着困难，只好用羊皮包着伤处而坐卧。
同年，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造反，后因王阳明成功平叛，武宗终于体会倪忠正竭力劝阻皇帝南巡的正直之心，赏赐其兽锦，以表慰问和歉意。不久，又将其调至广东南雄府任知府。由于南方炎热潮湿，倪宗正旧伤时发，疼痛难忍，遂告假回籍。因为倪宗正的正直、敢谏的性格和品质而名声大振，朝野士大夫莫不敬佩其人。
宋继祖：带头省粮
明嘉靖年间，北仑小港一带百姓传颂着一个好官，兢兢业业、廉政为民，他就是宋继祖。宋继祖，生卒年不详，字汝孝，四川达州人，明嘉靖三十五年为定海(今镇海)县令。
筑东岗碶 避水患害
宋继祖到定海上任时，衙门里的人都出来迎接。当宋继祖走到衙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口蹲着两个乞丐。“老人家，你们怎么蹲在这里？”“我家在江南陈山，常年发大水，收成不好。我们在家里饿了好几天，走到这里实在是走不动了。”“老人家，您去买点粮食，先回家，我明儿就去那边看看。”宋继祖当即给了老人一两银子，让老人先行回家。
当晚，宋继祖辗转难眠，决定到任后第一站到江南察看民情。第二天，他坐着小船，来到江南陈山一带。他脱下朝服，取下官帽，徒步走到泥泞的田头，一边走，一边向当地百姓了解情况。他看到田里的庄稼被水冲得稀稀拉拉，难怪老百姓没有收成。
当走到东岗山附近时，看到周边的地形环境，宋继祖想起了四川家乡的都江堰，知道水利工程对农业和百姓生活的重要性。他思考着，都江堰可以调节水势，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倚山筑碶，蓄水灌田。他望着东岗山，那边山下的河道最为狭窄，便于筑碶。于是，他找来当地的乡绅、乡贤、地主等，与他们商量筑碶事宜。
开始筑碶的第一天，宋继祖看到，前来干活的老百姓个个都面黄肌瘦，他想到了办法，决定以官粮来换取老百姓的劳力。“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要造东岗碶？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现在大家家里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宋继祖并没有急于让老百姓干活，而是一起坐下来聊天，向他们讲筑碶的道理，询问他们的家庭困难情况，了解他们对筑碶的想法。
“今天县老爷怎么没让我们干活，反而还让我们白白吃了一天？”老百姓心里充满了疑问。当天，这些老百姓没有干活但都给饭吃，并以米为工钱，将米带回家，让家中老小也能吃上饭。
第二天，当老百姓再次赶来的时候，宋继祖明显发现，他们的气色好了很多。但是，他还是没有急于让老百姓干活，而是分组分工，分配好挖水渠、运石头等各项工作。同样，这一天也让百姓吃饱并带米回家。“我带米回来啦！今天县老爷又让我们白白吃饭了。”老百姓开心地相互传颂着。
第三天，宋继祖仍然没有让他们干活，让老百姓连着吃了三天，将他们的元气都养了回来，家中老小也都缓过劲来了。就这样，到正式开工的时候，大家干劲十足，东岗碶于当年4月动工，10月就顺利竣工。其间，宋继祖身先士卒，怜民惜民，察看工事时，和老百姓吃一样的口粮。
东岗碶为碶桥两用，碶闸下为江、上为河，既可排涝蓄水灌溉农田，使当时的万余亩滩涂成了良田，又能防止倭寇入侵。
带头省粮 支持平寇
自上任以来，宋继祖发现，此地男性劳力很少。这是为何？经过了解，原来倭寇勾结盘踞舟山的海盗汪直，经常来小港一带侵扰，欺压百姓，烧杀抢掠，奸淫妇孺。青壮年男子为保护妻女，很多都在与倭寇、海盗搏斗时被杀。百姓对倭寇充满了仇恨。
当时，明世宗令总督吴宗宪、名将戚继光平倭寇，需要大量的军粮，但由于民穷，筹集军粮非常困难。“我们不打仗的减少口粮，省出军粮来。”宋继祖一边号召米店、富商捐粮，一边带头减口粮，大家原先吃一斤的改成八两，再改成六两，减少米量，吃些南瓜、土豆等杂粮充饥，将米省给抗倭部队。“仓库里筹集的粮食是要给军队的，谁都不许动。”宋继祖从自身做起，带头省粮，宁愿一家人吃不饱挨饿，也绝不动仓库里的粮食。
“宋大人，你怎么脸发白呀，好像还在冒冷汗啊？”“我家老爷两天没吃米饭了。”听到这些，吴宗宪很是感动，对宋继祖油然而生敬意。
陈有年：敞冠汗衣栖庙宇
陈有年（1531-1598），字登之，号心谷，浙江余姚人。历任刑部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右佥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最后官至吏部尚书。他一生清正奉公，是明代“浙中三贤太宰”之一，人称“陈天官”。
开罪首辅正朝纲
万历元年（1573），是张居正权倾朝野的开局之年。此前一年，他联合司礼掌印太监冯保，逼使首辅高拱退职回乡，自己坐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子。这天，冯保带了朱希孝来见。原来成国公朱希忠去世，朱希孝想为兄长乞封王号。冯保收下了朱氏的贿赂，而这样的顺水人情，张居正也乐得送给政治盟友。
这年陈有年四十三岁，官场历练已经十年有余，对于其中的诡谲风波早已烂熟于胸。然而一如当年入仕的初心，陈有年秉持先父“要在道德中立功名”的教训，始终进退有度，出淤泥而不染。
“成国公诚然兢兢业业，然而终其一生，并无伟业勋功，尚不得列为功臣。依照大明令典，只能止于‘公’爵。”陈有年找到首辅提出异议。
“以前英国公张懋去世后也受封为宁阳王嘛，不必大惊小怪！”张居正微微哂道。
“当初讨论英国公赠王一事，廷议时就因其不合令典而予以否定，就是朱希忠的父亲朱辅也持反对态度。”
张居正内心一凛，不想一个区区五品吏部郎中，不仅有胆魄，而且更有学识。张居正摆出一副正色道：“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终得由皇上圣断。”
这皇上，就是十一岁的神宗朱翊钧。高拱就因为说了一句“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被张居正、冯保利用，故意讹成“十岁孩子安能决事”，从而导致首辅失位。而事实上，高拱说的确是实情。如今，一切军政大事不就都由张居正独断裁决！
陈有年退出来，立即草疏上奏，毫不客气地点明封王之事为“非制”“滥宠”。他写道：“根据令典：功臣死了，公赠封为王，侯赠封为公，子孙世袭的人，生死只享受原来的爵位。张懋赠封为王，朝廷讨论时不同意，就是朱希忠的父亲朱辅也这么认为。后来竟然被封赠，不合制度。况且朱希忠没有讨敌功勋，怎么能乱加宠幸?”
张居正指示陈有年的顶头上司吏部左侍郎刘光济，删改陈有年的奏稿。陈有年又向刘氏据理力争，最后终于以原稿上奏。
张居正闻讯，勃然大怒，执意赠封朱希忠为“定襄王”。陈有年当即又上书，请求退休，向权相作出最后的抗击。
张居正也不挽留，任由陈有年退职还家。
直到张居正去世后的第二年，陈有年才奉诏起用。让陈有年欣慰的不仅于此，在早一年，张懋、朱希忠滥赏为王的事得到朝廷重新审理，二人同时被削去王爵。
逆批龙鳞保廷推
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一天，吏部侍郎赵参鲁、盛讷和文选郎顾宪成来到陈府，向吏部尚书陈有年呈上廷推的新内阁名单。原来，首辅王锡爵因为年老准备离职，朝廷推举内阁大臣，神宗诏令吏部“无拘资品”拟定名单。
“前任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孙丕扬不是翰林出身，此为不拘泥资格；少詹事冯琦是四品官，此为不拘品级。前任大学士王家屏、前任礼部尚书沈鲤、礼部尚书沈一贯、吏部侍郎邓以缵都是一时人望。这七人名单拟得好。”陈有年侃侃而论。
赵参鲁、盛讷、顾宪成频频点头，深受鼓舞。
但陈有年心头却隐隐掠过一丝忧虑。当年王家屏因为争辩立太子而离职，皇上可是满心厌恶。然而廷推内阁，就应该申明朝廷之公论，不徇皇上之私情。陈有年看着部下们兴高采烈的神情，嘉许道：“就此上奏吧。”
果然，神宗见了名单非常恼怒，于是吏部只好再拟，但神宗仍不满意。廷推是宪宗以来内阁大学士任用的基本途径，是朝堂公权的体现。而这次内阁廷推，陈有年虽然因休假在家而未直接参与，但名单是经自己首肯的，而且作为吏部长官，必须为此负责。
陈有年便入朝上奏：“内阁大臣由朝廷推举，本是源于旧制。过去杨巍负责选拔官吏,我负责文选，朝廷推举六个人任内阁大臣，现在首辅王锡爵就是当年所推举的。我的家乡浙江余姚以前有两位内阁大臣——弘治时期的谢迁和嘉靖时期的吕本，都是只有四品官衔，都是由朝廷推举的。可见，廷推并非陆光祖和言官们的私自阴谋，而是大明典制。至于不拘官吏资格品级，那是出于皇上诏谕，我们怎能不遵？”同时要求录用遗漏的贤士和起用废黜的能吏，并请求让自己告老还乡。神宗接到奏疏, 答复知道了，向陈有年安慰挽留，赏赐食物、羊、酒。
陈有年见皇上没有实际行动，便称病闭门不出。几个月时间，竟十四次上奏请求罢职。神宗只好准许退休。而此后，内阁大臣多由廷推，皇帝再也不敢为所欲为。
两世膴仕献公益
陈有年带着妻儿，乘着驿车，回到故乡余姚县云楼乡。才下车，乡亲们就四下赶来，欢天喜地。那两件仅有的行李——一箧书和一笥衣，早由后生搬到了陈宅。那陈宅——六年前毁于火灾的残垣败壁，早长满了荒草。
“天官老爷，请到小的舍下暂住，千万不要再……”原来六年前返乡，陈有年谢绝了乡亲们的邀请，向外租借了一层楼房安置家小，自己则栖身庙宇。
“谢谢！谢谢！我备有油幙，这梁柱还行，覆盖上去就可以挡风遮雨了。”陈有年不胜感激，但还是婉言拒绝了。
第二天，陈有年捐出一部分俸禄，组织工匠修缮村南的“姚江西界第一桥”。原来在返乡途中，陈有年发现大桥桥墩和栏杆破损，担心对于过往船只和行人产生安全隐患。该桥由其父陈克宅创建，西临上虞，惠及两县百姓。陈有年常常痛念自己年幼失怙，不能尽生养之孝，现在能传续先父的公益之举，也算是小小的慰藉。
第二年，陈有年找到同里的前广西提学副使周思宸，商议在姚江运河上建造坝闸。“坝以过船，闸以蓄水，上保运河，下卫潮路。这可是千秋大业！”周思宸大声叫好，“只是工程浩繁，这费用……”
陈有年让仆人抬上一箱银两，说：“我愿以两世俸禄作捐，希望兄弟共倡作成。”“陈天官首捐，小弟自然惟马首是瞻！”于是两人发动乡绅捐款集资，并于次年夏天正式启动运河坝闸工程。从此以后，陈有年常常敝冠汗衣，长年累月奔忙于建设工地。当宏伟的坝闸建成时，陈天官却累倒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返乡还不到四年，陈天官在家中去世。
除了陈天官自家和几位知交，人们并不知道，陈有年将其两世积蓄献给了公益事业。陈天官没有告白。但历史不会忘记，《明史》称他“风节高天下”，《浙江通志》把他们父子俩列入“名臣”传。他被崇祀于余姚乡贤祠，他的画像被列入《越中三不朽图赞》。而有关他的故事传说，更是在姚江大地上代代相传。
黄尊素：不畏豪强秉公执法
黄尊素(1584-1626)，浙江余姚人。他是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先生的父亲。字真长，别号白安。黄尊素在32岁那年方才通过科举之路，考上了进士，此前他并不留意科业。能中进士，这对余姚竹桥黄氏家族来说，是件光宗耀祖的特大喜事，皇帝的任命书一下来，被安排在宁国府任推官，府治在今安徽宣州。
宁国推官 志扫奸邪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黄尊素携带一家人，经长途跋涉、辗转至宁国府，其仕途生涯自此启程。到任后，黄尊素遭遇了十分强势的免官归里宣党头目汤宾尹的作难，这对初入仕途的黄尊素来说不啻是严峻的挑战。
这汤宾尹何许人也？汤宾尹安徽宣州人，少有才气，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在明朝时相当于“教育部长”。大凡新任知府、推官等为保自身，或寻求靠山，到宣城后都得先到其府上拜谒。凡有案情，按照惯例得由汤宾尹裁定，经办官员唯其马头是瞻，无不照办，其时宁国府权柄实际上受控于汤宾尹。
黄尊素到任后面对强权，他决意打破常例，针锋相对地与横行不法的汤宾尹展开正面交锋。在审判案件中，黄尊素无视汤宾尹的“定制”，严格依法办案，恪守职责。据史料记载：“公视事，有出祭酒之牒者，公怒曰：‘汤祭酒乃欲土司宁国乎？’裂其牒，扑出牒者，郡中震慄。”意思是，黄尊素在审理案件中，当事人拿出汤宾尹的私人文书，要黄尊素按汤的旨意断案。黄尊素面对当事人的嚣张气焰，怒斥说：“难道汤祭酒是宁国的土司”，一边斥责、一边将汤宾尹的文书撕个粉碎。并将这个当事人痛打四十大板，煞了此人的威风。黄尊素斗胆与汤宾尹较量的大义行为，立刻引起了宁国府的震撼，老百姓无不柏手称快。
精敏强执 除暴安良
黄尊素坚守道义，秉公执法，对那些危害地方、鱼肉百姓的豪强同样绝不容忍，不顾及自己的仕途前程。黄尊素在宁国府推官任上，不但敢于同宣党权贵汤祭酒较量，而且严惩横行不法的地方恶势力绝不手软。
据《黄氏捃残录•忠端公黄尊素》记载：“大姓刘氏置私狱杀人，公欲按之，值考选，或曰：‘公已成名宛上，似此盘错，宜俟后人。’公曰：‘吾志扫奸鄙，今当前而避之，羞称执法之吏矣。’‘讼刘氏者数百人，悉为断理，收其僮客论死。刘氏飞章京师。’”意思是，宣州城内有大户刘氏。此刘氏，名仲斗，亦为罢官之臣，居家后，仍不思悔改，仗着在京城有靠山，反而变本加厉地玩起“黑社会”的勾当。他不顾王法，敛财蓄奴，私置监狱，残害百姓，称霸宁国，民怨鼎沸。面对这个无恶不作的豪强，宁国府上下无不心中塞铅，不知如何处理。当时，又值朝廷考选之际，官员的心态一般是在此期间都息事宁人，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嫉恶如仇的黄尊素，胸怀儒家仁政理想，凡事都以社稷民生为重，岂能容忍刘仲斗的无法无天。正巧，当时黄尊素以推官兼摄郡邑事，有了代理行使知府的职权。宣城百姓闻讯，前来状告刘仲斗者数百人。黄尊素执法如天，顺从民意，开府受理百姓诉状。为了有理有节地惩治刘仲斗，黄尊素先礼后兵，事前修书一封，告诫刘氏：“足下僮客偎杂，奸利事益多。仆不欲穷究，损足下名，足下自重。”意思是，你刘仲斗的家奴，坏事做绝，犯有命案，速速自招，望你自重；若按法追究，我就顾不得你的颜面了。
这个利令智昏的刘仲斗，根本不把小小的推官黄尊素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黄尊素岂能放过刘仲斗府中窝藏的凶犯，他一一查明案情，按律论罪，对罪大恶极的凶手刘氏僮客刘福处于死刑。在黄尊素强硬凌厉的办案作风攻势下，刘仲斗见招架不住，即刻“飞章京师”，欲求同党京官救援，弹劾黄尊素；但黄尊素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黄尊素的正义之举，得到了守正的京官力挺。巡按御史易白楼闻此案情，上奏弹劾刘仲斗，结果与刘仲斗勾连的朝中同党十余人发配蛮地，正气压倒了邪气。黄尊素不计自身得失，伸张正义，为民除暴，郡城震慄，百姓奔走相告，威名远扬。
施邦曜：拒收贿赂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明万历十三年出生于余姚北城龙泉山南麓一个贫苦农户家庭。在万历四十一年高中浙江乡试第一名，被任命为顺天府（今北京市）武校教授，随后升国子监博士，又被用为工部营缮主事。后外调任福建漳州知府。
施邦曜到任后，了解到不少漳州小民串通海寇，为害群众，官府无能，不敢缉捕。他就微服察访，探知为首者和盗寇窟穴、行动规律等，即令兵丁擒获。自此郡内治安大为改观。
郡境有名叫李魁奇的作乱，多人议用招抚办法，他即予采纳，用计招抚了李魁奇。施邦曜又对福建巡抚邹维琏建议：“必施长策，养虎终食人。”认为治安必须从根究治。又有刘香一伙人，在沿海作乱，他收拘其母，通过刘母获得线索，终于将刘香诱获，解散了刘香手下同伙，将刘香伏法。他“在郡八年，威化大行”。因福建治绩，施邦曜被升为福建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
当时，据海岛为盗的郑芝龙（郑成功之父），于天启年间已受朝廷招抚，封为总兵官。郑芝龙想拉拢朝廷命官，将一用虎珀制成盆景、上装黄金制作的果树榴桔，馈送给施邦曜。施邦曜见了这盆景大为叹赏，亲属也劝他收受这件礼品。郑芝龙也以为施邦曜定然会收下这件礼品。但是，“自起孤童至大僚，不改寒窭之旧”的施邦曜，对如此贵重的礼品，放在家中只是观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即命人原物奉还给郑芝龙。郑芝龙深为愧服，当地其他官吏得知此事，也不敢再收受贿赂，使当地借送礼行贿受贿的风气一时收敛。
明嘉靖以来，福建漳州沿海一带，倭祸、海患经常发生，天启年间尤为猖獗。天启五年，施邦曜出任漳州知府，想尽办法抵御海盗倭寇。一上任，施邦曜就决定续建万松关城（现位于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榜山镇梧浦村后岐山与鹤鸣山之间的万松岭，雄锯于江东桥之西），从陆路上进行抵御。万松关城建好后，施邦曜又在镇门港两岸兴建镇北、镇南两炮台，还建了土堡，后来为增强防御性，还将用土砌成的城堡改用石头。
不仅如此，施邦曜还招募乡勇，抵御海盗倭寇。天启七年五月，海盗刘三老、刘香等“二十四将”窥伺漳州，施邦曜组织乡民守卫城东阵地。有一夜，“二十四将”乘小船潜入浦头，被乡民拦住退路。“二十四将”仓皇应战，勉强摸黑逃出，从此不敢进犯。
施邦曜出任漳州知府期间，廉洁奉公，别人都不敢贿赂他，他还锄恶豪铲劣绅，赈旱荒，恩威并行，被漳州百姓称作“施青天”。崇祯四年，漳州百姓官员在镇门建立了“施公祠”，以供百姓四时祭拜。
施邦曜性喜山水，在他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有人劝他可趁机会去游览峨眉山。施邦曜对峨眉山早已心向往之，但他经过考虑之后，他说：“做官的出外游览，就会动烦属吏，许多下属就会趁机前来奉迎支应，又伤百姓不少财力物力，目前还是不去游赏的好。待日后退居在家之时，尽可再来，到那时更可自由自在地尽心游玩观赏，何等悠哉乐哉！”其洁己爱民之心于此可见。由于民安政清，政绩显著，施邦曜随后升任左布政使。不久又召还京职，担任通政司使。
通政司使位居正三品，明代时职权较重，执掌内外章疏敷奏，凡四方臣民谏言陈情、申诉怨滞、状告不法及军情灾异，录其事分送有司办理，或直按奏闻皇帝；甚至对圣旨亦有封驳之权，发现有不适宜的圣旨，写上自己对圣旨的看法，把圣旨退还皇帝，还可以参与朝议大政、审理重大冤狱及会推文武大臣，提供意见。
就在施邦曜被召进京离开福建时，有人送给他一幅朱墨竹图。送者说：“现在你调离福建，你我之间已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我仅作为敬仰你的人品，就请你收下这幅朱墨竹图，权且做个纪念，总可以吧。”当时周围的人劝施邦曜收下这张图。施邦曜说：“不可！今天他送我这幅图，确无求我之意。但我任职京畿，我今天收下这幅图，即是向他宣示了可欲之门矣。日后万一他进京有求于我，我如何应付？君子应该惩忿窒欲，切不可存有物欲之心。”
胡献来：不徇私情
胡献来（1594-？），字子良，号觉非，宁海大湖人。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次年中进士，授行人职。因策论忤逆上司，谪为松江守。后晋任兵部郎中，改任岳州兵备，又兼沔阳兵备。未用一兵一卒，平沔阳之乱。又任南昌盐运副使，以身作则，首革盐政纳贿旧例。晚年上疏乞归，虽有云南参议之命，仍辞不赴。归家时，治装简约，行李萧条，人称“两袖清风，一副冰骨”。
苦学勤政文武全才
胡献来出身贫寒，但他乐于苦读，勤奋不辍。民间传说很多，其中一则说，有一次，他父亲叫他把舀盐卤的卤勺送到盐滩去，他挟着卤勺拿起书本就欣然上路。不知不觉间，卤勺拖到地上，他还是一边走路，一边入神地看书。到了盐滩，放下卤勺一看，顿时愣住了，不知怎么搞的，卤勺的勺子被磨得只有半边了。
天道酬勤，他于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次年崇祯元年，即考中了进士。
说到胡献来的勤，不得不说他的勤于政务的事。胡献来考中进士后，初授行人之职。行人之职，在京官中地位虽低，但声望很高，且升转极快。初中进士，人们都以任此职为荣。历史上，胡献来考中举人那年，正是明朝天启皇帝朱由校任用宦官魏忠贤吏治腐败之时。而接任的皇帝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诛杀了奸臣魏忠贤，也颇为勤政，想勉力振作，而这年胡献来考中了进士，他的才学也得到重视，被授予行人之职。他在此职任上，勤勤勉勉，不辱职责，干得非常好。
民间也传有胡进士的故事。故事说，明朝皇帝死了造坟，要新中进士拿金锄开山破土，胡进士也参加了。他扯起袍角往腰间一绕，袖子一挽，双手抡起金锄，摆开架势——不用说的，劳动家庭出身的，那架势，其他进士有谁能及得上呢？皇帝见了也赞不绝口：“胡献来真乃文武全才！”胡进士正掘得起劲，忽听皇帝圣口褒奖，连忙放下金锄，伏地高呼：“万岁谢恩！”从此，胡进士“文武全才”的美名就在朝中传开了。其实在行人职任上，胡献来的才情是得到皇帝“闻丹邱、白峤间，灵气蜿蜒，代毓异人……”称赞的（《敕行人司行人胡献来父母》诏书语）。
一身正气 为官清廉
胡献来是宁海人，也传了宁海人台州式的硬气。那年选考都察院时，胡献来一身正气，把就职以来所见所闻所思，形成策论。他的策论，对时政的见解一针见血，却忤逆了上司之意，不仅没得到褒奖，反而被贬出京城。但胡献来不以贬谪为意，怡然到江苏松江赴任。
松江府当时海盗猖獗，胡献来多方设法，全面整治，“滨海之盗，一时尽息”。又时处明末，松江之民更苦于徭役。松江府不仅徭役重，而且由于权贵盘剥纷争，徭役赋税分担不均，百姓怨言极多。胡献来知道情况复杂，先是深入民众中视察，了解具体情况，再作合理调剂，作出合情合理的处置，徭役赋重分担不均难题“数日而毕”。这件对百姓有利的事，难免触碰到权贵的利益，有人甚至动用了胡进士的恩师来求情。献来接到恩师的书信，却不徇私情，当堂烧焚恩师书信，对属僚说：“我不忍心以荼毒百姓来报答师恩！”权贵听说，“皆慑服”，从此再无人敢托人求情。
后来胡献来晋升为兵部郎中，因为洞庭寇盗麋集，改任岳州兵备。不料因耿直而触犯巡抚，巡抚衔恨在心。恰逢沔阳流寇盘踞，将失陷，巡抚有意荐献来兼沔阳兵备，意在陷他于死地。献来不避个人安危，凛然就任。盗贼闻献来来到，“尽望风逃散”。未用一兵一卒，便平定了沔阳之乱。胡献来“公”“廉”“才情”的威力，由此可见。后来，献来转任南昌盐运副使，以身作则，首革盐政纳贿旧例。自此江东豪商及椽史胥台诸官，皆不敢越规作弊。民间传说，胡献来在江西任上，曾一道本奏削去一大批地方污吏，给当地官场以很大的震慑。
有一年，胡献来造假省亲，皇帝准奏。问献来：“卿家哪里？”胡进士回道：“臣家住浙江大湖。”“离京多远？”胡进士说，“过浙江、宁海、山洋、九江，才到臣家大湖。”皇帝听了暗自想：呵，要过这么多的海、洋、江、湖，多远啊！胡进士见皇上沉吟，想要告退，就说：“臣家离京遥远，此次回家，望万岁照管照管。”皇帝心不在焉，信口应道：“卿家如此遥远，寡人怎能管得着你！”胡进士一听皇帝说管自己不着，随声高呼“谢恩”。皇帝见此情景，顿觉失言，他灵机一动，来个顺水推舟，就钦封胡进士为“散放进士”，赐令箭一支，散放出京，暗察民情。由此也就有了如下“巧惩贪官”的故事流传。
某年休假，乡邻们要到黄岩去割早稻。胡进士就打扮成割稻客的样子，跟到黄岩县，帮在城郊一户小康人家。一天，胡进士忽然发现当家人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不知为了什么。经胡进士再三探问，才得知：本县县官是个专行敲刮的贪官，自到任三年来，年年都要搞些花样敲刮。今年，又弄出了什么名堂，要当家人贡纳白银五百，限期马上就到，那“父母官”要亲自上门取银。胡进士听后，非常气愤，就想好好整治一下这个贪官，为民出气。
限期到了。胡进士一面叫当家人派人将道院的阴沟堵塞，提水灌道院，一面吩咐在中堂摆两桌酒席——那当家人不知这位“割稻客”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只是将信将疑地依计而行。道院里的水已灌到齐沿阶了，酒宴也办好了，胡进士又从怀里摸出一面小旗（令箭）叫人悬挂在大门口上。然后，他与当家人坐上席，其他割稻客坐下席，畅饮起来。
酒未过半，忽听外面鸣锣喝道，当家人顿时张煌起来，他知道，“父母官”上门来了。一会儿，一顶小轿停在门外，那知县从轿里钻出来，正一正衣冠，踱着方步朝大门口走来。猛见门口上高挂一面小旗，就迷起眼睛端详，再朝大门里面一瞥，又沉思片刻，倏地跪倒，口中连连叫呼：“大人饶恕，大人饶恕。”胡进士逼视知县：“你知罪吗？”又训斥道：“知县要为民父母，兴利除弊。”那知县受训后，提着湿了大半件的官袍，慌忙躲进轿子，灰溜溜地回衙去了。
沈光文：台湾文献第一人
沈光文（1611—1685），字文开，号斯庵，宁波鄞县人。明朝末年重要的抗清将领，后半生因故流寓台湾，他以诗文写下了台湾第一批书面文学作品，是台湾汉语文学开山祖师。后在台湾教授汉语，并为台湾地理历史研究留下大量珍贵资料，是台湾文献第一人。
誓不合污，流寓台湾
清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足乱世。明朝帝国早在七年前宣告灭亡，但新兴的满清王朝未能彻底肃清明朝余势。改朝易代时刻，庞大的国家兵荒马乱，人心惶惶，被战争毁坏的秩序需要漫长的时间重新规整，在战争中饱受伤痛的人心，更需要无数时日去修补。
还有一群人在苦苦抗争，他们是大明朝最后的遗臣，沈光文就是其中一位。明朝已经丧失了大部分陆地，这些最后的抵抗者只能躲避到海岛上，在东南沿海一带屯兵顽抗。到了1651年夏天，清兵挥师江南，横渡钱塘江，攻陷舟山群岛，东海水面上零零星星的土地也正被他们一一收入囊中。朱明王朝的后裔监国鲁王逃奔金门。随即，清兵又调转矛头，继续南下，大有直取广东之意。1651年，随着鲁王苦苦抗清的沈光文，他的人生之路似乎越走越窄了，由起先的江南，退到了福建潮州，现在又将由潮州迁往泉州。
其实，这么多年来，沈光文一直走在一条窄路上。沈光文少时即专意读书，非常刻苦，参加明经科考试，并进入太学学习。他是明朝传统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树，他对这个历时数百年的国家政权有着一腔深厚的情感，他的一枝一叶，他的树干和花朵，都跟明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现在只有离乱，只有抗争，只有大势已去的惆怅，泱泱国土，先是失去雄奇的东北，继而失去辽阔的中原，又失去清秀的江南。明朝辽阔的疆土，正迅速地消失殆尽，大明帝国几无立锥之地。随着大明王朝的倾颓，沈光文不假思索走上了一条孤绝的路。
朱明王朝覆灭后，历史夹缝中出现了短暂的南明政权，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在南京建立，年号弘光。沈光文作为明遗臣追随福王，并在福王小朝廷中任职，授太常博士，后又参预军务，晋升为工部郎。但一年后，清军占领南京，攻克扬州，明福王小朝廷便遭清廷剿灭。沈光文扈从不及，只好另寻他路，后听说明桂王在广东肇庆一带，于是投奔桂王，累迁为太仆少卿。但桂王政权同样短命，随后，沈光文追随鲁王抗清，历数载时光，他一直在漂泊。
清兵入福建后，降清的福建总督李率泰招徕明朝遗臣心切，在一串劝降名单中，沈光文的名字赫然在列。无论地位还是声望，沈光文都是明朝遗老里重要的招安对象。李率泰与沈光文也算旧时相识，他觉得沈光文会是识时务的人，凭借自己的地位与名望，只要表达了足够的诚意，沈光文归顺清朝的可能还是有的。为了这样的可能，李率泰海真的放下了自己政府大员的身份，亲自走进沈光文简陋的居所。他带了一箱财物，也带去了一纸官员任命书。但沈光文拒绝了，他选定了一条道走到底，他将一箱财物挡在了门外，将一纸任命书扔进了火炉。
汉语，是一束光
现在，沈光文彻底离开了他的故土和大地，离开了时刻牵绊的大明。一场不期而至的飓风，将他刮到了海峡彼岸的台湾宜兰。他只能在这个岛上继续活下去，一个孤绝的岛，丝毫没有故乡味道。这个岛在漫长时间里早已成荷兰人的殖民地，到处可见到黄毛碧眼的异族面孔，听到怪腔怪调的异族语言。沈光文有一种置身异国的感觉，但这个岛又分明是古中国的土地啊。他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楚，他只有七尺之躯，并不需要太大的立身之地，现在要找到一方中国的土地却成了如此不易的事。
沈光文面临许多困境，中途的苦辛只有他自己知晓。但不管有多少阻挠和凶险，在混沌的台湾岛上，在瘴疠之地台南，还是响起了一个纯正的中国的声音，也出现了方方正正的中国的汉字。一种久违的语言重新找到了那些走失的人，许多失语的人也重新找到了气味纯正的属于自己的语言。
沈光文在他简陋的茅屋前教授汉字，在南方的榕树下教授汉字，在溪畔的竹楼前教授汉字，他略带江浙口音的汉语回响在遥远的岛上。一开始，他的努力看起来是微小的，汉语的声音也是微小的，只在台南一个小村庄里响着。但这样的声音又是强大的，它可以穿透时间，可以拨开无数人内心里的阴霾，它是寒冬的荒野上一朵跳动的火焰，是岑寂暗灰的日常中一声强劲的鼓点，是一丝早春不易察觉的风，但分明改变了事物的内核，它让江河紧闭的嘴松动起来，让大地拧紧的眉头舒展开来。
教授汉语的同时，沈光文心里开始生长出一个蓬勃的故乡。初到台湾，他有一种强烈的幻灭与无望感，这种感觉来自家园的破碎，他们这一批人都像闻天祥诗中写的那样：“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现在，这种孤绝的状态被打碎了，就像一个被弃置在荒岛上的人，他找到了一条可以重返大陆的船，也像一个置身悬崖的人，他找到了一条隐秘的可以重回宁静世界的道路。沈光文蓦然发觉他可以借助汉语重返另一个故乡。
绘制《台湾舆图考》
教授汉语的同时，沈光文大量时间用来行走，他走遍了台湾角角落落，把自己的行走记录下来，让这个岛从原本横亘于自然与天地的散漫状态中挣脱出来，进入到文明的视野里。他就像一个最早的命名者，在不断行走中完成了《台湾舆图考》，这是台湾第一部地理志，在里头沈光文还制作了台湾历史上第一张地图。
沈光文徒步而行。一个助手，加上他，两人先考察了台南一带的地理风貌，沈光文一边走，一边在随身带的纸上记录，台湾的山水、田地，都渐渐来到了他的纸上。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走遍台南一带，接下来，他们渐渐往台中一带去。这样每天跋涉的路途就更远了。他们支起随身带的帐篷，拿出随身带的干粮。随着路途越来越远，风餐露宿的日子也渐成习惯。有大半年时间，沈光文一直在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他用双脚丈量土地，用手掌抚摸岛上的每一个骨节，就像抚摸老父亲身上嶙峋的骨头。
起先，他将一些简单的资料顺手写在纸片上，后来干脆在身上套一件白罩衫，白色罩衫脱下来就成了画地图的纸，他就在上面不断描画。
一年后，沈光文的茅屋里全是他各地采集来的资料。桌上、凳子上、墙上、地上，到处都是小纸片。还有一堆描满了墨迹的白褂子，上面都是地图。沈光文躲在茅舍里，不断修改，印证。这不像现代人绘制地图，有的是资料。面对山川大地，他就像面对一片洪荒里的未知，没有先行者的足迹，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参照。他就是先行者，注定了需要独对荒芜，沈光文孜孜不倦，那些时间，他脑海里就剩下一片岛上的土地，一张岛上的地图了。他用汉字，给这个远隔大陆的岛屿命名，给岛上的植物命名，给山中的草药命名……这个原本陌生的疏离之地，因了这样的命名而变得熟悉起来。
沈光文回到了作为书生的自己，也回到了作为文人的自己。1685年，沈光文七十四岁，创立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诗社。这个诗社的出现集聚了一批大陆漂泊来的明末文人。现在，他们心头那一团团燃烧着的抗清的火焰已渐渐熄灭，他们的激情和伤痛转化为一种亘古而久远的伤感，他们被岛上潮湿多雨的气候困扰着，也被无法抵达的乡愁困扰着。他们只好返回自己的内心，返回文字。他们的书写汇聚成了岛上最初的那股斯文之气，东吟诗社的创立，以及这批晚明文人的诗词，开创了台湾文学的先河。
张苍水：不为官禄引诱
张苍水(1620-1664年)，名煌言，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民族英雄。曾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张苍水能文能武，为人刚正不阿，立志报国济民。
南征北战 报国济民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宁波城中风声鹤唳。张苍水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苍水与钱肃乐率义军，辗战宁绍浙东一带，抗击清兵。不久，与郑成功军配合，驰骋在苏、浙、皖、闽一带，破瓜州、镇江，包围了南京；克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收复大批失地。
不幸的是，张苍水在一次战斗中遭清军伏击惨败，但是他并不气馁，不久又重新招募旧时部下继续北上征战。顺治十六年（1659年）冬天，张苍水北征兵败，只身返回宁海，一路上非常狼狈，《鲁春秋》一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死散殆尽，至弃骑，伪为失路贾。”但张苍水似乎并不灰心，到了宁海这块地方，首先老百姓表现非常热情，张苍水自己写样写道：“海滨居民闻余生还，咸为手额，却以壶浆相饷。余自惭无似，何以得此于舆情也”，又附了一首七律：“虚名浪说逐群雄，垂翅何心得楚弓？每把金鱼羞父老，岂应竹马笑儿童。衣冠不改秦时俗，鸡黍相遗晋代风。正觉渔樵多厚道，不将白眼看途穷。”张苍水把山头村西山殿暂当作帅府指挥部，又开始抗清大业了。
山头村是泻卤之地，耕地稀少，不生五谷。老百姓一般从事渔业和晒盐，像《史记》中所写：“太公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姜太公受封的齐地一样是泻卤之地，但太公因地制宜，让老百姓从事渔业和晒盐。山头人为了扩大耕地，实行围塘造田，但一条海塘年久失修，百姓不胜其苦，此时又是兵荒马乱，性命攸关，谁还会去想筑塘的事。张苍水看到这种情景，就“出金五十为倡，鸠工经始”，在原海塘旧址上，军民合力“埤者崇之，圮者累之，阙者修之，薄者丰之”。从年底到年初，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重筑海塘就竣工了，工程一竣工，沧海变良田，为了免于以后分田争多论少，张苍水让当地老百姓约定：这会儿筑塘谁出力多，出财多，以后分的田就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第二年，也就是庚子年，张苍水把这事细致地写进了《山头重筑海塘碑记》。
张苍水在碑记中写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国事固沧桑矣，而民事宁可缓乎！且山头地势污下，洪涛喷薄，无论阡陌巨浸，即庐舍亦荡漾波涛中，倘不急为修缮，民其不为鱼乎？”读来令人黯然神伤，十几年忙于抗清大业，似乎大局已定，无力回天了，但国事固沧桑，民事宁可缓乎，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的，抗清为什么，不就为了老百姓能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吗？当大业遥不可及时，还是做点实事造福乡里好！张苍水当年筑就的海塘，有不少仍保存完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张苍水，就把这条海塘就叫“煌言塘”。
刚正不阿 以身殉国
在抗击清兵十九年的战斗生涯中，张苍水出生入死，辗战千里，三渡闽江，四入长江，战功显赫。康熙三年（1664年），因为叛徒出卖，闽浙总督赵廷臣包围了张苍水。赵廷臣以低声下气的语调写信劝张投降，并用功名富贵诱惑他。但是张苍水不为官禄引诱，誓不招降，并写下了壮志凌云、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入武村》和浩气长存的《放歌》以明志。还写了一封书信——《答赵廷臣》，对赵的劝降进行了答复。信笔墨不多，但义正词严。对赵廷臣的劝降和诱惑，张苍水回答：“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对来信以重兵包转逼降，张苍水又说“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表面用语温和，实质态度强硬。信中还列举了文文山、许仲平等正反人物，表明自己誓死不降之决心，旗帜鲜明，言简意赅。
1644年秋，张苍水就义于杭州官巷口。相传张苍水被押解到刑场时，神色自若，遥望凤凰山一带，说了一句话，道：“好山色!”即挺立受刑。当时杭人吴鼎元有诗纪其事云：“南屏山上愁云黑，黄土一抔埋不得，八尺丰碑三字存，大书特书好山色!”“好山色!”出自于一个临刑人之口，可以想象他是多么从容、多么平静，多么的正气浩然。
张苍水就义前三天，他的夫人和儿子已为清廷杀害，家破人亡。眼看英雄身后竟要抛尸旷野，这时，有西湖白莲洲留锡庵僧人超直，钦佩张苍水的高风亮节，冒着杀身之险挺身而出，治棺木收殓了英雄遗骨，暂厝宝石山僧舍。随即，又在鄞县纪五昌、万斯大等同乡和杭州义友张仲嘉等人资助下，在南屏山北麓觅地为张苍水建坟安葬，并请曾与张苍水一起在浙东抗清的战友、坚不仕清的大学者黄宗羲撰写了《张公墓志铭》。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谥号“忠烈”。宁波家乡百姓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县学街建起了“钱(肃乐)张(苍水)两公祠”。1936年改建贡院桥一带马路时，命名张苍水故居所临、与中山东路并行的一条街为“苍水街”。
全祖望：操守躬行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祖居鄞县桓溪。他以其卓越史识和斐然文采兀立于清代大家之列，是继黄宗羲、万斯同之后浙东学派承上启下的代表性人物，也是著名史学大师和教育家、思想家。他和宋代王应麟齐名，皆为甬上大儒，著述不朽，泽波千秋。全祖望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以勤为本，终身修学，渊博无涯，并以廉自律，清白做人，清高无畏的精神气节，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
勤奋好学 遍求史实
祖望自幼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凡事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习惯，四岁时入私塾读书，由他父亲全宗书教四书五经，他每天勤学广思，多读牢纪，有不懂的地方，连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也要向父亲讨教，当年就能把四书五经粗解经意，被人称为神童，其实神童并不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而是自身勤奋努力的结果。
雍正二年(1724)，二十岁的全祖望结婚后，为了维持生计，在东钱湖畔的童岙(也称童谷)开馆办学，教书之余广泛搜集明史资料和乡邦文献。当地有位叫陈常的文人，也爱好求访故国忠义的逸闻轶事，和祖望十分投缘，一次他们在谈到南明义士张肯堂时，祖望惋惜地说：“张相国死守翁州(舟山)，清兵攻城后，全家壮烈赴难，我正寻求这方面的史料，可惜却不知他的遗骨今在何处？”
陈常笑着说：“这事我倒有耳闻，张相国殉国后，他手下一位叫应元的部将，带了他的孙子张茂滋突围逃生，接着他的遗骨也不知去向，后来听说应元隐居在普陀的一处茶山上。”
祖望一听，如获至宝，第二天就乘船渡海，到普陀寻访应元踪迹和英烈埋骨之处，他走遍海岛，见老人就问，到茶山就找，一连几天辛劳奔波，却一无所获，那天傍晚，祖望在一座寺庙投宿，一位八十多岁的方丈老和尚一听说他的来意，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张相国埋骨之处，原来这位老和尚就是应元的后人。全祖望喜出望外，和老和尚彻夜长谈，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回家后，为张肯堂写了《神道碑铭》，辑录在《鲒埼亭集》卷十，永存千古。
一次偶然的机会，全祖望听说明末一位学者顾道复，在清兵入关后，随朝廷南迁，曾搜集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史可法、钱肃乐、张苍水等抗清志士的英雄事迹，他都记录在册，顾道复过世后，留下许多文集残稿，传留于后人。这些残稿真是祖望日思夜想要得到的资料，于是他千方百计到处打听，终于知道顾道复后人下落，原来明朝亡国后，顾家也逐渐衰败，至今尚有一个后人，叫顾正清，和他年迈老母相依为命，住在一个小山村，生活比较艰苦。
全祖望不怕奔波劳累，一口气走了几十里山路，终于找到了顾家老母，祖望先向老人家施礼问安，然后说明来意，谁知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最后全祖望跪到在她身边，久久不起，顾母内心十分感动，双手把祖望扶起，祖望留下了一些银子，把这些宝贵史料全部带回，为研究明史提供了有力依据。
清廉刚直 品德感人
全祖望三十二岁那年(乾隆元年)，考中三甲第三十六名进士，并由礼部尚书杨名时推荐，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庶吉士，这是他日夜向往的地方，虽然官卑职低，但治学条件却十分优越。因受人排挤，一年后祖望被贬出翰林院，成为一名“候补知县”。其实候补知县只是个虚衔，有官无职，档案转入吏部后，就得在家等候，什么时候有知县或相应的职位空缺，得另听通知。
全祖望回到家乡宁波后，调整心态，决心淡泊名利，专心治学，要为恢弘浙东史学踏踏实实地做出一番成绩，同时也打算投身教育，培养一批青年英才。并要为全氏家族修订一部比较完整的宗谱。
两年后，祖望的父母亲相继过世。又过了三年，吏部行文来催，要祖望赴京就职，曹氏孺人高兴地说：“要不是我父亲在吏部打点，复职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祖望一听，面露不悦之色，他给吏部回信说：“父母亲亡故，尚在丁扰期(服丧期)内，待孝期满后，再议复职之事。”
孺人感到不可思议，好奇地问：“按汉人的规矩，丁扰期为二十七个月，我们不是服孝三年了吗？”
祖望明知孺人的话对自己有责怪之意，就辯解说：“你错了，我是父母双亡，加起来应该是五十四个月吧。”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次吏部行文遭拒，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机会了。
第二年三月，乾隆皇帝要到江南巡视，祖望接到浙江巡抚通知，要他去苏州等候，所有有品级的官员都要迎接圣驾。
南巡护驾官员中有一位户部侍郎梁芗林，他很想借此机会推荐祖望复出，就事先写信给祖望，要他设法与皇帝身边的近侍大监疏通关系，祖望见信后，付之一笑，也没给梁侍郎回复。梁侍郎见没有动静，以为祖望缺少活动经费，就凑了三百两银子，派人送到祖望手中。祖望对好友的盛情非常感谢，但又一想：“要我用银两买通内侍，岂不是与这些人同流合污，这种有损人格的事我决不做。”
梁侍郎收到祖望退回的银子后，不但没有责怪祖望不通人情，反而肃然起敬，称赞道：“人说他清高，果然有此气节。”
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广东巡抚苏昌来信，邀祖望出任端溪书院山长。到端溪书院任职后，由于教书育人劳累，祖望的旧病复发，巡抚苏大人派人前来探望，并转告祖望：“你的身体状况不能在书院教书了，苏大人已向吏部特别推荐，让你复出为官，安排一个轻松高薪的职务，既工作、又养病，每月又有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祖望苦笑了一下，回答说：“非常感谢苏大人的好意，但我离开官场整整十八年了，到了这般年纪，如果依附老朋友的权力，再回到官场混俸禄，岂不玷污了自己一生清白，让天下人耻笑。”
潜心著述 至死不渝
不久，他从广东回到宁波。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三年后，十三岁儿子昭德不幸去世，祖望伤心过度，病情天天加重，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他把弟子董秉纯、张炳等叫到跟前，请他们抓紧时间抄录和整理文稿，自己躺在床上指导，或者回答提出的问题，有时候连说话都提不起声音，就让弟子在旁边大声朗诵，听到有错误的地方，马上做手势示意停下，纠正不妥之处。
先生离世后，家中一贫如洗，弟子们凑集了一些银子，付清了所欠医药费，但殡葬的费用却无从着落，经大家商议，把双韭山房二万卷藏书以二百两银子的价格出卖，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姜炳璋：拒绝跑官
姜炳璋（1707—1784），字石贞，号白岩，象山丹城人。十岁能作文，合邑传为才子。年十六，即补博士弟子员，府、县例行考试，均名列前茅。乾隆十八年（1753）中举。十九年（1754），参加会试，成甲戌年第十名进士。乾隆二十九年（1764）授四川石泉石知县、署江油县事、乙酉（1765）科四川乡试同考官。官微政显，洁身自律，为开发边疆，传播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拒绝跑官 “饥驱四方”
姜炳璋“七艺俱佳”、“五策博赡详明”，和纪晓岚一起列入二甲，纪为二甲第二名，姜为第十名。发榜之后，皇帝还派亲王和尚书以上官员来当面验看，被验看者按名次十人一拨，纪晓岚与姜丙璋为同一拨。新进士一一跪报履历。座上大员对其中六人交口赞誉。纪晓岚、姜炳璋等四人因“貌不出众”，大员们均无一言。默默跪退之后，纪晓岚则得到四大人交荐，入词林。
于是有好心人为姜炳璋谋划，“宜谒当路（权）者”。姜炳璋从小以“毋自欺”自戒，笃守家教。自知家贫，无力具厚礼；且投机钻营，走后门买官，也不屑为之。因此他说“谒之无益”，拒绝了友人的建议。他的房师很为他惋惜，劝他留在京都，考国子监助教，几番挽留。只有他的世兄（雷鋐之子）力劝不如归去，他说：“君有当归者三：家贫，一也；逢人只正色而谈，二也；懒交结，三也。有此三病，胡云不归！”世兄的话，一言中的。家贫，无钱走“当路”者的后门去买官，自己也不屑去做这样有损人格的事；为人走正道不走邪路，只“正色而谈”，一身正气，为时人所不容；懒于交结上司，拍马奉承，也懒于交结社会狐群狗党。姜炳璋深知自己的“缺陷”，无门进入仕途，于是决意回乡。
宁可不作官也不跑官，不买官，这就是姜炳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人格与品质。此后回乡九年，姜炳璋就在书院教书，著书立说度日。他设帐鄞县，主讲兰溪，以进士身分为各地书院讲授或编修志书、家谱，用炳璋先生话概括这九年生活是“饥驱四方”。姜炳璋瘦弱身躯中正是流淌着这种不甘跑官走歪路的正气。
勤政为民 以仁为任
乾隆二十九年（1764），58岁的姜炳璋单车赴蜀，知四川石泉县事。
石泉县现在的全称叫“北川羌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是边鄙，但它的历史很早，公元566年就已经立县，当时就叫北川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那里。石泉虽为偏僻，但是它是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明清两朝规定，凡任石泉县令，必须由进士出身。姜炳璋认为朝廷既然“寄百里之命”于己，自己也应不避艰辛，“仁以为己任”，欣然赴任。
石泉县境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势力相当强盛。为改变石泉现状，姜炳璋想，必须从改革农业生产着手，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他劝农桑，兴水利，把象山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带到石泉。他告诉当地农民要“惜粪如金”，多用农家肥；要因地制宜，“广植桑柘”。劝民多栽桑、柘、椒、桐，“椒宜高山，桐宜下地。富甘（富谷乡、甘泉乡）宜椒，让乡宜桐”。石泉县民业山，惟种荞麦充粮，于是教老百姓注水作堰法，民众都按他教的方法去实行，始知有水田之利。使“民风日淳，民食日裕”。
开发边疆 传播文化
姜炳璋是一介书生，一个学者，从政不为其所好，也不是其所长，但是这位经学大师，却在石泉留下了永恒的政绩，在偏僻的边陲上，播下了文化的种子。
姜炳璋来到石泉县，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创书院、考禹里、改陋俗，为石泉县文化建设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石泉县过去少有书院，很少有读书人。姜炳璋到任后，创办书院于酉山。“风清月夜农家宿，吠犬不惊案无牍。忽闻隔陇有书声，知是延师夜课读。跫然心喜唤出来，亲为授句再三告。”写出了番民学习文化的场景和姜炳璋对番民勤学精神的欣赏和亲自辅导的情况。
在石泉，姜炳璋花了许多的心血，写了《禹穴考》，考证大禹这位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与尧舜并列的圣人，原来是羌民的儿子，出生在石泉县石纽村的刳儿坪。姜氏经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湔水辨》，对旧志中关于“湔水”的错误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评点。并把大禹降生地有关的“刳儿坪”“石纽”“湔水”一一作了记述。现在通常说，全国有四“禹穴”：降生北川，憩息石泉（陕西）、藏书衡山（湖南）、寝灵绍兴（浙江），故川当在北川，北川或为“大禹故里”。这与姜炳璋考证有关。如果没有姜炳璋考证，北川就不可能被认定为“大禹故里”，就不可能被批准建立羌族自治县。一场地震可以毁掉石泉一切，但是却无法毁掉由姜炳璋考证的结论。石泉人民永远感谢姜炳璋先生，是他确立了石泉“大禹故里”的地位。
姜炳璋任职时，对当地番氏的性格、婚丧、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与众不同的习俗作了详细的调查，他肯定这里民风淳朴，“松潘、茂州、平武、石泉，番羌杂处，而石泉者最驯。”这里番民婚姻习俗尚简，礼品均为当地自有之物，“行聘大抵马、牛、三脚大锅（亦称锅庄）。”“贫家杂粮数斗而已。无交拜合卺礼。”有良好的殡葬习俗：“死丧无孝服，殡不用棺椁……置尸于龛，焚而埋葬。”这里还有古朴节日，豪爽性格。形成了“人性质直，俗尚刚劲”石泉风格。对这些好的社会风尚姜炳璋均一一肯定加以倡导。
来源：清廉宁波
编辑：戴巧泽
责编：余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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